我的父亲
李革胜 2013-7-23
我父亲是重庆上桥人，原名：李代福，文革时名字被批为封资修，自己改名为李金华。爷爷就是上桥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父亲自幼聪慧，勤奋好学，父亲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父亲12岁就到解放碑学习玻璃切割手艺，是个熟练的玻璃技工。父亲是家里的老大， 经常回农村照顾老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本来拮据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在我童年的印象中， 父亲常和母亲在家里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父亲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早，工龄长，加上他会手工割玻璃、用硝酸银制备镜片、会中草药，父亲的收入不算低。
40年前的万元等于现在的255万，父爱如山，父亲八一年就退休了，他八五年还花二千元给我买了台日本原装夏普双磁带收录音响，他说给我学英语用，八五年二千元人民币可以买辆质量不错的二手汽车。所以我大一能在交大直接英语跳读二级，就是高中时期英语听力打下的基础，这要感谢父亲的先见之明。中国虽是个贫穷的国家，我的父母在我初中时就退休了，我从没觉得家里穷。父亲一不偷二不抢，生财有道，凭手艺供我读完大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父亲听说英语跳读二级的学生只学一年半的英语，他觉得不合算，就写信给材料系领导，要求让我从英语一级开始读，这样我就可以多学半年英语。父亲整整给交大写了四年的信，他爱儿子的拳拳之心我终身铭记。
父亲年轻时候喜欢抽烟，从十七岁抽到六十岁才戒烟。给父亲买香烟是我一个人承包了的，重庆夏天特别热，李家沱的商店大都晚上开门迎客直到天亮，父亲经常半夜把我叫醒去夜市给他买香烟。父亲喜欢抽重庆卷烟厂生产的一种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四喜》，七十年代的香烟大都没有过滤嘴。《四喜》香烟的包装是大红色的，当地人称那种香烟为《红四喜》。父亲还喜欢抽两种河南烟《黄金叶》与《芒果》，我从没看见过父亲抽白皮盗版香烟或叶子烟，父亲抽的最差的香烟是种贵州烟《乌江》，那种烟也需要两毛钱一盒。
我两岁时候就无师自通会认钱，我从小就知道尺寸越大的货币越值钱。九龙坡机关有个干部叫杨光立，他在我两岁那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把揉得皱巴巴的纸币与非常漂亮的香烟盒放在一起，让我选一样拿走，两岁的我毫不犹豫地把人民币拽在手里。多年以后，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杨老先生还常把我两岁的事情挂在嘴边。
父亲喜欢我，就是因为我早熟能帮忙，记得我懂事起就会一个人上街打酱油。那个年代，商店里的酱油与醋都是用大缸盛起来卖，酱油与醋外观一样而且常常放在一起卖，用木勺舀漏斗倒。不少小孩打酱油却把醋错买回家。我从没犯过那样的错，因为我小小年纪知道缸里有大蒜的就是酱油，没有大蒜就是醋。小男孩大都嗅觉不好，但我的鼻子灵，醋闻起来是酸的。与大街上的地痞打交道，我是耳濡目染从小就会。因为能干，我特别受父亲宠爱。
区委托儿所的地址虽是马王坪正街，但不容易找到。托儿所当时在消防队背后的一个院子里，要进托儿所必须绕到马王坪正街的左侧，区中医院的对面才能看见托儿所的正门。从地址看，中医院算李家沱，托儿所算马王坪。托儿所在李家沱与马王坪的边界线上，区委政府在李家沱，托儿所属于区委，阿姨们都默认托儿所是李家沱的。我就是在托儿所的院子里出生并长大的，我们家搬出托儿所时，我已经25岁研究生毕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实现了从托儿所到中科院硕士质的飞跃。
父亲喜欢喝很浓的重庆沱茶、老荫茶、苦丁茶以及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茶，常常是半杯水半杯茶，象广东人喝功夫茶，只是他的茶杯比广东的工夫茶要大很多，他说这样喝过瘾。他非常爱我，常带我去解放碑吃泡糖。父亲很为我自豪，因为我的功课天生一级棒，常在外人面前夸我。父亲是个甩手掌柜，他虽然在家什么家务都不做，但他的脾气非常好，对任何人都笑嘻嘻的。记忆中父亲从没有打过我们，我也没有见过父亲与别人吵架。我只见过别人对父亲破口大骂，而父亲一声不响地走开。父亲的观点是正确的：无知的争吵与辩论只会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
父亲有个性格影响了我一生，他爱自己的家庭。我从没有与老婆刘霞怄过气，我也没有打过甚至没有骂过自己的孩子，这些个性都是潜移默化从父亲遗传过来的。
记忆中，父亲一直走在我前面，记得小学毕业时，父亲多次给我吹嘘美国如何如何好，我十二岁时就有预感我成年后会出国，果然，我小学毕业后被推荐去了外国语学校。初中毕业时，父亲整天给我鼓吹育才中学不好，从李家沱到杨家坪过河过水不方便，还是读清华中学近些。现在看来，我35岁以前的人生道路都按父亲的想法在走。父亲很有经济头脑，我读高一的时候，他就把中国大学研究透了，那时候大学排行榜还不时髦，但父亲找了各种资料把中国大学研究了一遍。1985年，父亲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就给我说：你高中毕业以后读北师大，清华要读五年，清华五年毕业拿的工资与北师大一样，读清华木有价值。那时候读大学不交学费，读师范类大学国家反过来给大学生发钱。父亲算了一下经济帐，读北师大最划得来，所以他力劝我考北师大。
清华中学在重庆属于二流偏三流的学校，1985年的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1985年能考个中专就可以端铁饭碗，即1985年能在清华中学考个中专就算鲤鱼跳龙门，给学校增光有出息了。父亲对我特别有信心，他认为我考清华大学就象探囊取物那样容易。父亲在我高一的时候就去游说清华中学的老师们：“你们千万不能让革胜考清华大学，如果我儿去了清华，清华大学要闹笑话的，清华大学要遭搞臭！”清华中学的老师们都不认为父亲在痴人说梦，他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父亲的劝告。我高一的班主任罗林老师讲《辩证唯物主义》课程讲得非常棒，他曾经一本正经地告诉教导主任熊天龄老师，他从没有见过象我这么能考试的学生，重庆最好的学校育才中学也没有。罗林老师在我高一时就给我讲：“以后你去考上海的大学，上海的物质生活比北京要好得多。”熊天龄老师专门监督我填高考志愿，他坚决不准我报考清华大学，再三劝我读北师大。
父亲内心对中国的知识份子一向嗤之以鼻，他认为中国的知识份子长期脱离生产劳动，懒惰且不切实际。知识份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多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父亲瞧不起知识份子，尽管他嘴上从不说出来，但我是知道的。父亲的大局意识很强，他主观认定清华大学没有什么人才。知子莫若父，父亲不是不关心我，他担心清华大学的声誉被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搞臭了。
毛主席、周总理那一批共产党人依靠工农子弟里面的老实人打天下，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中国只有工农子弟里面的老实人才靠得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离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必然导致愚蠢自私的人进入国家决策层，中国的领导人会不可避免地最终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父亲对中医很感兴趣，还曾到过璧山拜师学习中医。父亲读过的医书很多，包括《本草纲目》、《伤寒论》、《金贵要略》、《医学金鉴》等，其中，父亲最推崇张仲景伤寒派。我一直怀疑，父亲自学中医是因为他爱母亲的缘故，母亲名字里面有个“素”字，这个“素”字取自中国医学经典《素问》。在中国内地，名字里面有个“素”字的人，多少与中医有点关系。
我从小就认识不少中草药，这都归功于父亲的家学渊源。移民加拿大前， 我太太刘霞还特地从父亲的书架上拿走一本《本草纲目》，那是我父亲故意放在书架上让我们拿出国的，我太太保留至今，她经常拿出来翻看。父亲还积累了大量的中医中药诊治手稿、秘方和单方。我18岁那年，以九龙坡区高考第二名分数轻松考进上海交大材料系，我当年的高考分数是1987年上海交大在四川省录取的最高分（实际裸考分，87年上交大有个女生是四川省三好学生获得加分，故面上分数比我高，四川省1987年是中国第一大省，有上亿人口）。父亲逢人就说，他给我吃了一种草药，让我考试能力倍增， 这当然是以讹传讹，但父亲爱好中医是真的。
父亲从九龙坡区粮食局退休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他和母亲微薄的退休金支撑，如果不做点临时工，他根本不可能供我读完大学、研究生，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凄惨的，疾病缠身、瘫痪在床。由于无钱住院，最终因医药罔效在家溘然长逝。父亲晚年心中的无奈、悲凉、愤懑和遗憾，少不更事的我不能真正理解，也没有去宽慰他的心，在床边陪伴他，我真是个不肖儿子。
我会终身纪念父亲，愿我的父亲在地下安息！
（搁笔于温哥华克拉利花园家中）
李革胜 2013-7-23
我父亲是重庆上桥人，原名：李代福，文革时名字被批为封资修，自己改名为李金华。爷爷就是上桥农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父亲自幼聪慧，勤奋好学，父亲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父亲12岁就到解放碑学习玻璃切割手艺，是个熟练的玻璃技工。父亲是家里的老大， 经常回农村照顾老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本来拮据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在我童年的印象中， 父亲常和母亲在家里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父亲因为参加工作时间早，工龄长，加上他会手工割玻璃、用硝酸银制备镜片、会中草药，父亲的收入不算低。
40年前的万元等于现在的255万，父爱如山，父亲八一年就退休了，他八五年还花二千元给我买了台日本原装夏普双磁带收录音响，他说给我学英语用，八五年二千元人民币可以买辆质量不错的二手汽车。所以我大一能在交大直接英语跳读二级，就是高中时期英语听力打下的基础，这要感谢父亲的先见之明。中国虽是个贫穷的国家，我的父母在我初中时就退休了，我从没觉得家里穷。父亲一不偷二不抢，生财有道，凭手艺供我读完大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父亲听说英语跳读二级的学生只学一年半的英语，他觉得不合算，就写信给材料系领导，要求让我从英语一级开始读，这样我就可以多学半年英语。父亲整整给交大写了四年的信，他爱儿子的拳拳之心我终身铭记。
父亲年轻时候喜欢抽烟，从十七岁抽到六十岁才戒烟。给父亲买香烟是我一个人承包了的，重庆夏天特别热，李家沱的商店大都晚上开门迎客直到天亮，父亲经常半夜把我叫醒去夜市给他买香烟。父亲喜欢抽重庆卷烟厂生产的一种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四喜》，七十年代的香烟大都没有过滤嘴。《四喜》香烟的包装是大红色的，当地人称那种香烟为《红四喜》。父亲还喜欢抽两种河南烟《黄金叶》与《芒果》，我从没看见过父亲抽白皮盗版香烟或叶子烟，父亲抽的最差的香烟是种贵州烟《乌江》，那种烟也需要两毛钱一盒。
我两岁时候就无师自通会认钱，我从小就知道尺寸越大的货币越值钱。九龙坡机关有个干部叫杨光立，他在我两岁那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把揉得皱巴巴的纸币与非常漂亮的香烟盒放在一起，让我选一样拿走，两岁的我毫不犹豫地把人民币拽在手里。多年以后，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杨老先生还常把我两岁的事情挂在嘴边。
父亲喜欢我，就是因为我早熟能帮忙，记得我懂事起就会一个人上街打酱油。那个年代，商店里的酱油与醋都是用大缸盛起来卖，酱油与醋外观一样而且常常放在一起卖，用木勺舀漏斗倒。不少小孩打酱油却把醋错买回家。我从没犯过那样的错，因为我小小年纪知道缸里有大蒜的就是酱油，没有大蒜就是醋。小男孩大都嗅觉不好，但我的鼻子灵，醋闻起来是酸的。与大街上的地痞打交道，我是耳濡目染从小就会。因为能干，我特别受父亲宠爱。
区委托儿所的地址虽是马王坪正街，但不容易找到。托儿所当时在消防队背后的一个院子里，要进托儿所必须绕到马王坪正街的左侧，区中医院的对面才能看见托儿所的正门。从地址看，中医院算李家沱，托儿所算马王坪。托儿所在李家沱与马王坪的边界线上，区委政府在李家沱，托儿所属于区委，阿姨们都默认托儿所是李家沱的。我就是在托儿所的院子里出生并长大的，我们家搬出托儿所时，我已经25岁研究生毕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实现了从托儿所到中科院硕士质的飞跃。
父亲喜欢喝很浓的重庆沱茶、老荫茶、苦丁茶以及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茶，常常是半杯水半杯茶，象广东人喝功夫茶，只是他的茶杯比广东的工夫茶要大很多，他说这样喝过瘾。他非常爱我，常带我去解放碑吃泡糖。父亲很为我自豪，因为我的功课天生一级棒，常在外人面前夸我。父亲是个甩手掌柜，他虽然在家什么家务都不做，但他的脾气非常好，对任何人都笑嘻嘻的。记忆中父亲从没有打过我们，我也没有见过父亲与别人吵架。我只见过别人对父亲破口大骂，而父亲一声不响地走开。父亲的观点是正确的：无知的争吵与辩论只会白白浪费时间与精力。
父亲有个性格影响了我一生，他爱自己的家庭。我从没有与老婆刘霞怄过气，我也没有打过甚至没有骂过自己的孩子，这些个性都是潜移默化从父亲遗传过来的。
记忆中，父亲一直走在我前面，记得小学毕业时，父亲多次给我吹嘘美国如何如何好，我十二岁时就有预感我成年后会出国，果然，我小学毕业后被推荐去了外国语学校。初中毕业时，父亲整天给我鼓吹育才中学不好，从李家沱到杨家坪过河过水不方便，还是读清华中学近些。现在看来，我35岁以前的人生道路都按父亲的想法在走。父亲很有经济头脑，我读高一的时候，他就把中国大学研究透了，那时候大学排行榜还不时髦，但父亲找了各种资料把中国大学研究了一遍。1985年，父亲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就给我说：你高中毕业以后读北师大，清华要读五年，清华五年毕业拿的工资与北师大一样，读清华木有价值。那时候读大学不交学费，读师范类大学国家反过来给大学生发钱。父亲算了一下经济帐，读北师大最划得来，所以他力劝我考北师大。
清华中学在重庆属于二流偏三流的学校，1985年的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1985年能考个中专就可以端铁饭碗，即1985年能在清华中学考个中专就算鲤鱼跳龙门，给学校增光有出息了。父亲对我特别有信心，他认为我考清华大学就象探囊取物那样容易。父亲在我高一的时候就去游说清华中学的老师们：“你们千万不能让革胜考清华大学，如果我儿去了清华，清华大学要闹笑话的，清华大学要遭搞臭！”清华中学的老师们都不认为父亲在痴人说梦，他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父亲的劝告。我高一的班主任罗林老师讲《辩证唯物主义》课程讲得非常棒，他曾经一本正经地告诉教导主任熊天龄老师，他从没有见过象我这么能考试的学生，重庆最好的学校育才中学也没有。罗林老师在我高一时就给我讲：“以后你去考上海的大学，上海的物质生活比北京要好得多。”熊天龄老师专门监督我填高考志愿，他坚决不准我报考清华大学，再三劝我读北师大。
父亲内心对中国的知识份子一向嗤之以鼻，他认为中国的知识份子长期脱离生产劳动，懒惰且不切实际。知识份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多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父亲瞧不起知识份子，尽管他嘴上从不说出来，但我是知道的。父亲的大局意识很强，他主观认定清华大学没有什么人才。知子莫若父，父亲不是不关心我，他担心清华大学的声誉被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搞臭了。
毛主席、周总理那一批共产党人依靠工农子弟里面的老实人打天下，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中国只有工农子弟里面的老实人才靠得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背离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必然导致愚蠢自私的人进入国家决策层，中国的领导人会不可避免地最终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父亲对中医很感兴趣，还曾到过璧山拜师学习中医。父亲读过的医书很多，包括《本草纲目》、《伤寒论》、《金贵要略》、《医学金鉴》等，其中，父亲最推崇张仲景伤寒派。我一直怀疑，父亲自学中医是因为他爱母亲的缘故，母亲名字里面有个“素”字，这个“素”字取自中国医学经典《素问》。在中国内地，名字里面有个“素”字的人，多少与中医有点关系。
我从小就认识不少中草药，这都归功于父亲的家学渊源。移民加拿大前， 我太太刘霞还特地从父亲的书架上拿走一本《本草纲目》，那是我父亲故意放在书架上让我们拿出国的，我太太保留至今，她经常拿出来翻看。父亲还积累了大量的中医中药诊治手稿、秘方和单方。我18岁那年，以九龙坡区高考第二名分数轻松考进上海交大材料系，我当年的高考分数是1987年上海交大在四川省录取的最高分（实际裸考分，87年上交大有个女生是四川省三好学生获得加分，故面上分数比我高，四川省1987年是中国第一大省，有上亿人口）。父亲逢人就说，他给我吃了一种草药，让我考试能力倍增， 这当然是以讹传讹，但父亲爱好中医是真的。
父亲从九龙坡区粮食局退休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他和母亲微薄的退休金支撑，如果不做点临时工，他根本不可能供我读完大学、研究生，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凄惨的，疾病缠身、瘫痪在床。由于无钱住院，最终因医药罔效在家溘然长逝。父亲晚年心中的无奈、悲凉、愤懑和遗憾，少不更事的我不能真正理解，也没有去宽慰他的心，在床边陪伴他，我真是个不肖儿子。
我会终身纪念父亲，愿我的父亲在地下安息！
（搁笔于温哥华克拉利花园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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