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2016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羽飞，Feb 7， 2017
（本文阅读时间为半小时）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获得2016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有点类似终身成就奖，不是奖给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奖给个人的?赵忠贤院士与屠呦呦研究员劳苦功高，众望所归，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话实说，这次最高奖给人作弊的感觉。当然，没有功劳有苦劳，赵屠二位先生都是耄耋老人，从这一角度值得褒奖。笔者的理解是赵先生是奖给个人，而屠先生是奖给成果，其实在中国科技界能达到赵先生那样高度，见过世面的院士凤毛麟角。
中国物理学界有两个著名的赵先生，赵忠尧院士与赵忠贤院士。他们都是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辽宁人。由于名字只差一个字，外界很容易把两个人搞混淆。有些民间人士张冠李戴，认为赵忠贤是搞原子弹爆炸的，这是误把赵忠尧的工作当成是赵忠贤的贡献。而赵忠祥是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解说员，魏忠贤则是明朝的一个太监。
超导研究为什么在历史上那么火?除了诺奖的推波助澜，超导类似永动机的概念迎合不劳而获的懒人思维，勾起人的贪欲本性，easy money 谁都想赚。试想，一套没有能量损失的输电系统，效率大得不可思议，可以实现能量隔空传输的梦想等，其好处不可胜数。
在科技领域，真理是相对的，因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并永恒发展的。科技领域这种例子特别多，过去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理论，现在又发现是错误的，超导研究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技术伦理案例。
历史上，超导体研究一共获得五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五个诺奖成果前后都被写进世界各国中小学及大学物理课教材，超导研究在我们这个世界称得上是妇孺皆知。
1913年，Onnes因成功制备液氦，发现水银在4.2K 电阻为0，荣获超导领域诸多诺奖的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2年，Landau提出相变理论及液氦超流性的应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2年，Bardeen、Copper 和Schrieffer三个人因提出的BCS理论解释了超导现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3年，Josephson因提出三明治超导隧穿效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3年，Ginsburg， Abrikosov 和 Leggett 因在超导和超流领域的理论研究共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领域？超导体研究虽然成就了一大批物理学家，实验上的进展却极其缓慢，工业上的具体应用更是遥遥无期。怎么说呢？理论物理学家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工业工程，通常来讲，一旦实验室的实验被成功重复，科学问题本质上就已经转变成工程学问题了，这时候科学研究应该由工程师法来规范。学术界早有定论，一旦科学问题转变成工程问题，大规模工业生产只需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物理学原罪是从学术大牛爱因斯坦开始的，爱因斯坦曾说：时间的本质是旋涡，这个隐喻并不贴切。爱因斯坦在冲马桶时观察马桶中的水旋转方向得到的灵感，即马赫旋转水桶说之马赫原理，他用来解释时间的本质，很可惜只有数学推导，没有实验证实，还不如吴承恩写的《西游记》，Rowling的《Harry Potter》，周星驰的《功夫》想象力丰富。
物理学界自麦克斯韦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能透过复杂的物质现象抓出物理本质的天才，物理学界早已没有能洞穿表象，查悉本质真正的哲学博士。爱因斯坦杂乱蓬松的白发曾是北美很多大学教授模仿的形象，他的研究成果如，光电效应，质能公式，虫洞时间旅行器与十维空间的球体都需要实验证实。说他是理论物理学家有点言过其实，形容他是科幻物理学家还贴切些。愚以为他的那些研究别人没有机会与时间做而已，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爱因斯坦的贡献是他的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而不是理论物理上的贡献。
爱因斯坦其实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抛头露面搞社会活动，他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从心理上分析，爱因斯坦其实是对自己的工作不自信，他才花大量时间精力用外表语言如头发蓬乱的大脑袋，带磁性的嗓音等夸张他的研究成果。爱因斯坦的表演天赋与生俱来，他是个天才演员。
爱因斯坦使用光子的概念来解释他看到的光电效应，物理学家们跟风提出光波具有波动和粒子的双重性质。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假说，“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用一个简单的普朗克常数把能量与频率联系起来，即物质都具有波动和粒子的双重性质。根据德布罗意假说，电子应该具有干涉和衍射等波动现象。很快，戴维森－革末实验发现低速电子入射于镍晶产生电子的。衍射图案，物理学家宣称他们找到“万物理论”，就把简单地把戴维森－革末实验结果扩展到一切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戴维森因此曾获得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波粒二象性最终被当成真理写进中国普通中学物理课本，成为全中国中学生深信不疑的物理学真理，全中国每个中学生都必须牢记爱因斯坦光电效应，一切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及戴维森－革末实验才能高中毕业。
在中国的学术界，人际关系特别重要，重复别人的实验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实验重复出来了，只能证明别人的水平高。实验重复不出来，必然得罪人。以国家科技奖为标准虽有不负责任的嫌疑，却的确是种没有风险的做法。得过诺奖的就是真理，别人不会怀疑，出了问题有瑞典政府扛着。所以历史上，戴维森-革末实验、康普顿散射、密立根油滴实验、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等诺奖成果被毫无悬念地写进中国普通中学物理教材，被全中国的中学物理教师当成真理来教育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这些诺奖成果从未受到公开质疑，仅仅是因为它们得过诺奖。而诺奖获得者是中国物理学大佬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毋庸置疑，中国物理学界早已失去批评与质疑能力，让技术伦理学家来讲理论物理问题，的确是一种悲哀。
就象密立根油滴实验一样，戴维森-革末实验的最大问题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排除法逻辑问题，实验的可重复性与可延展性问题，衍射图谱本质上不是电子衍射，而是运动中的电子产生的电磁场与镍晶体的核外电子运动相互作用产生的相干图谱，从物质波理论上讲，慢电子都是一样的，进入任何晶体的衍射图谱都应该一模一样。但是慢电子进入其他晶体，如铜单晶，氧化铝等观察不到电子衍射现象或者观察到与镍单晶完全不同的衍射图谱。单晶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验室是不可能做出两个具有宏观效应一模一样的单晶，慢电子进入不同的镍单晶也会产生不同的衍射图谱。所以戴维森-革末实验不能用来证明一切物质都有波粒二象性，最多只能说明运动的电子进入镍晶这种特殊情况会产生特殊的相干图谱，仅此而已。
爱因斯坦有很多的伟大成果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被实验证实，或者说他的学术不端被虚假的实验和他有关自由和平的演说掩盖了很多年，就象“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被吴健雄的虚假试验掩盖了五十年一样，爱因斯坦的学术大牛形象完全是美国人为了赢得冷战的胜利吹嘘出来的。
笔者无意否定物理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就事论事。对同一个物理现象，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理论去解释，波粒二象性可以解释戴维森－革末实验，但是，伴随粒子运动核外电子运动也会产生的波，这个解释也可以很好诠译戴维森－革末实验。从这一角度，爱因斯坦光子概念与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本质上是从简单的实验现象抽象出的错误结论。氧化铜高温超导体可以用BCS理论“库珀对”去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巨大温差导致电流击穿。
理论物理学家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偷换概念，经常把理想状态当成现实状态处理，光速、单晶、真空、黑洞、超导、绝对零度等理想状态在物理学家们的实验室里那是随时可以实现的现实状态。物理学家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取的经就是，物理成果必须靠吹嘘才能获得国家资助。理论物理学家的最大问题就是喜欢把简单的物理现象用复杂的数学去解释，简单问题复杂化才能骗到钱，凡事要吹才能有高薪。用一句话概括，欺世盗名是物理学界的传统。
赵先生的高明之处就是醒得早，他知道搞国际合作的好处。赵先生非常聪明，他在八十年代就懂得吹嘘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早在1986年时，赵先生冒“资产阶级自由化”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国与美国的朱经武，吴茂昆等人互相吹捧，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超导国际科技竞争。这是中外物理学家联手搞的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就象大街上卖狗皮膏药，不管是否有实质性突破，先把招牌亮出来再说，让人感觉明天就跑步进入超导时代。
那场闹剧本质上是投机心理在作祟，万一别人真的搞出高温超导体了，也是这个结果，不如我抢先把结果发表了，别人即使取得突破也仅仅是证明我有先见之明。超导研究得了那么多诺贝尔奖，怎么可能是假的？先把假结果发表出来，守株待兔，坐等别人取得突破。假结果抢先发布的最大好处就是，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写论文都必须引用我的大作，全世界的研究生都要给我打广告。花了纳税人那么多冤枉钱的犯罪嫌疑，也就无人追究了。一本万利的好事，没有风险，为什么不做?在超导问题上，瑞典人，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的物理学家想到一起去了，大家不约而同守口如瓶，那真是个金蝉脱壳的好计谋。
王志文曾主演过电影《超导》，让超导研究在中国家喻户晓，电影主人翁原型就是赵先生，电影讲述全球科技群体正向超导这一尖端科学堡垒发起最后的攻坚，展开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科技竞赛。中国科学家虽然没有获得诺奖，但他们的拼搏精神赢得了世界科学界的尊敬。只要能得到老外的肯定，国内的同行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是在中国科技界快速成功的潜规则。
牛皮就是这么吹出来的，物理学界的巴别塔就那么恢恢弘弘地矗立了一百年。
在中国学术界，”物理所”三个字让人肃然起敬。物理所是中国科学院少有的大所，这里的“大“不是指规模，而是指影响，物理所是个出学术大佬的地方。历史上，吴有训，严济慈，管惟炎等学术大佬都曾在物理所当过所长，造就物理所成为全国学术帮派习气的发源地。这些学术大佬有一个共同特点，唯诺奖获得者马首是瞻，盲目崇洋媚外，搞得物理所的博士生们一天到晚盼望出国做博士后。倒不是说出国做博士后不好，年轻人应该走正路，不要跟导师学走歪门邪道，要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作斗争。在物理所，如果没有洋博士学位或国外博后的经历，评正研根本不可能。物理所很多学术大佬都是“不务正业”的社会活动家，如何柞麻，王恩哥等院士，这都是爱因斯坦这个榜样的力量，物理学家不搞社会活动，哪里还象个物理学家？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最好的学生都跑去学物理了，学物理可以考CUSPEA去美国。物理所研究生出国率是最高的，所以物理所的生源一直是全中国最好的，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偏爱招自己的本科生，而中科院招研究生一向五湖四海，不分地域背景学校，只要你够优秀就可以招进科学院读研究生。芸芸众多的物理学子遭遇让人唏嘘，学物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导师与好的方向。碰上费米这个大忽悠，杨振宁再聪明只能自认倒霉。
笔者在这里请国内的朋友谅解当年出走加拿大有难以启齿不得已的苦衷，只有成为外国人才敢对国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不然在国内早就被搞死了。笔者离开中国是真心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着想，这是大实话。
笔者之所以没有拿中科院的博士学位，是因为笔者在国内读硕士期间早就把国内的学术大佬们看白了，国内的学术界长期被一帮外行与洋奴把持，学术大佬们只在做一件事，误人子弟而已。笔者无意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只是在国内见到学术大佬犯的低级错误罄竹难书，物理学界对此熟视无睹。人多少都有点良心，忍不住唠叨几句，那就是，中科院数理学部的院士们都应该补考《大学物理》。
赵先生曾是那种天赋很高的学生，一直是咱们辽宁那疙瘩老乡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物理所的老师讲课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老师的授课方式是重视过程，他们的数学基础扎实，复变函数，微分方程玩得很熟，上课就在黑板上涂鸦，一个数理方程推导下来，50分钟的课程就结束了。第二类老师的授课方式是重视结论，上课，写个题目，马上直接跳到结论，如果学生有问题，给出参考书目，让学生课后自学。第三类老师上课既不重视过程也不重视结论，上课从来不板书，也不教知识，只是座谈，发点资料回去自学，考前划个重点，最后根据期末考试和作业给个成绩，美其名曰“培养成年学生的独立性”。
赵先生的授课方式是第二种类型，他是典型的跳跃性思维，经常从前提条件直接跳到结论。赵先生在物理所给学生上课时有个口头禅，我最近刚写了本书，科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图书馆有借，你有什么问题直接去看就是了，底气充足。敢这么讲的老师一般是对自己的结论颇为自信，对自己的研究非常了解才敢这么大言不惭。
87年北京物理夏令营上，赵先生和一个来自上海的高中生有过对话，
赵老师，您的高温超导材料电阻率是多少？
超导体的电阻率当然是零。
据我所知，电阻为零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欧姆定律，电阻为零时，不管电压多小，电流应该是无穷大，那么您是用什么仪器测量无穷大电流的?特别是交流电，您是怎么做到无穷大两个方向电流瞬间转换的?
这是科学家们的难言之隐， 直接测量无穷大电流是不可能的，科学家们用临界电流来间接表征超导材料电性能，如四引线法等回路测量超导临界电流。电阻为零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温度上升，超导体会出现失超现象，电阻就不为零了。
超导体没有电阻，电能无法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怎么工作呢?毕竟需要有电阻引线将电流接入超导体，在结点上会发生欧姆接触，因为电流是无穷大的，所有的能量会完全消耗在结点上，您是如何解决这个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的?
超导体与引线接触的地方会发生失超现象，一般会直接烧掉引线。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影响超导现象的因素很多，温度，磁场的变化都会导致失超。到目前为止，超导体的电流问题没有人直接研究过，都是简接证据。在超导体中传统的欧姆定律已经不适用，超导现象可以用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BCS理论”来解释，BCS理论提出超导现象是一种宏观量子效应，金属中自旋和动量相反的电子可以配对形成所谓“库珀对”，库珀对在晶格当中可以无损耗的运动，形成超导电流，我会在课堂上详细介绍BCS 理论，欢迎你来听我在中科大讲的固态物理课程......
那么Y-Ba-Cu-O高温超导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众所周知氧化铜是绝缘体，绝缘体都有一个击穿电压门槛值，即绝缘体的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令绝缘体变成导电体的最小电压。当电流强度大到可以转变固态绝缘体中的分子结构，产生一道较易导电的路径时的电压就是绝缘体的击穿电压。氧化铜是一种绝缘体，当然也有击穿电压。超导体的电阻率受温度控制，随着温度增加，氧化铜分子无规则热运动也随之迅速上升，击穿电压也上升。绝缘体的击穿电压不是绝对数值，而是通过统计得出的约数。这就是赵先生能与海外同行搞竞争的本质。就象手机电池反复放电充电，它的电压稳定值会起伏波动一样，同样成分的氧化铜超导体的击穿电压随温度与电磁场强度变化也无规则地一直随机变化。
氧化铜本身是不导电的，在氧化铜绝缘体中掺杂合金元素与稀土元素在液氮环境下可以大幅降低氧化铜的击穿电压，这就是YBaCuO，BaSiCaCuO超导体的本质。稍有悬浮磁知识的中学生都知道，只要长度足够短，横截面积足够大，电流够大，导电性能差的不锈钢也可以在电磁场中悬浮起来，悬浮不等于超导。当然，相对于不锈钢，非要把纯银纯金说成是超导体，在商业上确有先例，但从工程师法的角度就有”虚假陈述”的嫌疑。
氧化铜有晶界存在，只要不是绝对零度，氧化铜分子的无规则热运动必然产生电阻，有温度就有电阻。氧化铜超导体机械性能与机加工性能比铜合金差了十万八千里，笔者估算过，氧化物超导体的电阻率能达到铜合金与铝合金的水平就不错了，氧化铜超导体导电性能绝对不可能比纯铜纯银纯金更好。在液氦与高压环境下可以制备金属氢，金属氢的导电性远胜氧化铜，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金属氢是个乌龙事件。所以，研究低温氧化铜本质上是在研究陶瓷的低温物理性能，这与研究超导的初衷南辕北辙，那方面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就不啰嗦了。
结论，超导物理学家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所谓的超导体都是有电阻的，即使在液氮环境下电阻也不为零。这在工程师法中被定性为”虚假陈述”，是一种犯罪嫌疑。
———————————————————————————————--
屠先生的情况与赵先生完全不同，“天上掉下个屠先生”。这里的屠先生不是陈凯歌导演《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而是诺奖获得者屠呦呦研究员。
屠先生最少有一点与赵先生相同，都是先得到外国人的赏识才开始在中国发达的。毕竟国人大都多少有些是非不分，国内的顶级科学家大都徒有虚名，搞不清楚前沿到底在哪里？不得不把外国人的标准作为好坏的标准。应该是这种心理，外国人说好，大概就是好的吧。更有甚者，对一些科学定律自己证明不了，明知老外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加区别地把吹嘘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把外国人的结论拿来骗中国人。
笔者并不排外，外国人特别是瑞典人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国人学习，笔者只是反对盲目崇洋媚外。
就象爱国在中国很容易引起共鸣，只要是反华、反印、反俄、反日、反德、反黑的东西在白人圈子里都很容易找到共鸣与市场，毕竟人都是有缺陷的，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莫言就是靠讽刺中国人的陋习在瑞典得到认可的，老外看中的并不是莫言本人的文学造诣，而是莫言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人蔑视的情绪。外国人读了莫言的作品心有戚戚，中国人都喜欢露阴苟且野合，随地大小便，《红高粱》就是证据，不读《圣经》的人怎么会有文化？当然，莫言可以诡辩，反华的人类理解不了中国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涵。笔者个人认为，《红高粱》的讽刺性已经超出了善意批评的范畴。
莫言的作品本质上是在讽刺丑陋的中国人。倒不是说写讽刺小说就不能得诺奖，讽刺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可以有效驱策人类文明进步。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巴比特》对乡村病毒、金钱至上、物质享乐主义的讽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琼斯皇帝》对贪婪的讽刺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每个人的观点都受所处的时代环境限制，莫言因为其生活环境局限性，他只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看不到人类的共同本性。其实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毛病，外国人身上都有。笔者从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的作品中没有摸到作者的爱心，个人认为没有爱心的小说还算不上人类的顶级作品。
莫言没有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升华到人类的共同本性，也没有用爱的照耀来克服人类的缺点。莫言的文章偏颇在所难免，《红高粱》中的那些性糟粕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一篇思想水平高的文章内容应该是充分洞悉人性的缺陷，然后在爱心的帮助下克服自身的缺点，最后升华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么一个过程。毋庸置疑，莫言的文笔相当优美漂亮，虽然谈不上华人作家排行榜冠军，但属于文字功底一流的那类执笔者。平心而论，莫言的作品思想境界其实并不高，有不少血腥与暴力，对年青人不好。笔者对不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思想境界都不敢偶同，辛克莱刘易斯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什么是高尚的道德？什么是最高的思想境界?笔者认可《圣经》的真理为人类最高真理。一句话，笔者反对把莫言的作品写进北京中小学语文课本。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毕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心，忍耐与毅力，而不是仇恨、歧视与偏执。
作为消遣，笔者十一二岁就开始琢磨如何才能得到诺奖，笔者三十多年的研究结论是，只靠自己努力是不可能得到诺奖的。诺奖获得者不一定水平高，得诺奖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还需要运气与政治正确。日本人的诺奖数量多，不是因为日本人科技水平高，而是与日本人长期在瑞典的宣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诺奖给人感觉是可以交易的，比如奥巴马的和平奖。从科学史来看，多数诺奖成果都被时间证明是谬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诺奖成果是少数，历史上很多诺奖成果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世界各国中小学教材中不少谬误就是瑞典人借诺奖带进来的私货。
耶罗波安怕他的百姓将来归向耶路撒冷，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假借神的名义创造偶像作为权宜之计，让人民崇拜人制造出来的榜样。创造一个人类楷模比去找出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要容易得多，成本低得多，也容易控制。当然，创造的偶像最终是会污秽人民的心灵，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道德沦丧，经济萧条，和政府腐败。害人终害己，最终耶罗波安全家被杀，北国以色列灭亡。笔者的立场是反对盲目崇拜诺奖获得者，反对不加区别把诺奖成果写进课本去教育年轻人。
东西方一直有意识形态之争，由于历史原因，瑞典人一直是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压制中国的急先锋，《摩西律法》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瑞典人与中国人一直拧着干。“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好，资本主义糟”制造出来的谣言。
中国很多东西是可以马上拿过来改头换面为我所用的，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考试制度、文官制度、中医等。老外抄中国的东西早就习以为常，已经形成惯性。说得好听点，这叫抢占科技高地。很多诺奖成果都是为了抢占科技高地，瑞典人头脑发热摆的乌龙。只要中国人取得突破，瑞典人就给自己人授予诺奖抢占舆论高地，先把知识产权拽在手里再说。这么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偷技术没有风险，中国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50万美元。
中科院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双方一直暗中较劲斗智斗勇，中科院由于各种原因曾在科技暗战中故意释放烟幕，让瑞典人上了不少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给中国人诺奖给得越多越容易穿帮，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大陆长期无诺奖获得者，而诺奖成果有很多谬误的一个原因。
举个例子，石墨烯纳米碳管本是中科院金属所放的一颗卫星，纯粹子虚乌有的研究。瑞典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抢先把诺奖授予英国人的石墨烯研究，向全世界宣告英国人的研究世界第一。再通过国际合作慢慢去套中国人的秘密，中国科学家出于私欲就是把国家秘密卖给英国人，也不会有人怀疑，反过来还窃喜从英国人那里得来国际合作的机会赚点私房钱。甚至还可以模仿电影《甲午风云》用尾炮打伤吉野，方伯谦吹嘘诱敌深入，来掩盖自己临阵逃跑的事实。笔者反对国家之间出于虚荣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尔虞我诈最终只能由纳税人买单，因为罪恶才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回到屠先生的诺奖，屠先生从中医研究院退休时是个“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她就是在国内中医行业也是默默无闻。笔者倒不是说无名之辈就不能得诺奖，只是好奇远隔千山万水的瑞典人是如何厘清中国科研单位里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
笔者无意否定屠先生对发明青蒿素的贡献，只是非常纳闷，瑞典人是如何知道屠先生是青蒿素的实际发明人的？仅仅凭屠先生是1959年出版的《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主编之一？笔者无意否定诺奖的积极意义，但笔者对瑞典人的眼光一直将信将疑。在屠先生做科研的年代，”中国科研单位发表学术文章有按作者名字字母顺序或笔画多少排列的，有的单位甚至论资排辈，按年龄、工作年限、学历、职称甚至性别是否少数民族等政治目的来进行作者姓名排序。有的作者因为特殊原因有用笔名、曾用名、重名甚至小名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多，同一个单位同名同姓的情况不稀奇的。
那个年代，象屠呦呦这种带”封资修”色彩的名字很容易引起革命群众反感的，要想以疑似阶级敌人的名字发表科技文章或在文章中作为通讯作者，难于上青天。笔者对名字没有任何好恶，只是就事论事，那些疯狂的年代就有这样的荒唐事。屠先生发表文章的事情如果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确是个罕见的例子。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伪造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文献是出版业学术界心照不宣的秘密。有人考证过，著名的《左传》就是后人的伪托文学作品。
《诗经》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先生的父亲早有预言，她女儿将来会靠青蒿素出人头地？这是典型的牵强附会，有人引用《孟子·梁惠王》篇，“始作俑者，其无後乎”，始皇帝修兵马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孔子早就预言了秦始皇的兵马俑，为什么屠老先生不能预言他的女儿靠青蒿素得诺奖？“青蒿素”课题组其他成员的名字都不如“屠呦呦”响亮好听，寓意深长。莫非屠先生得诺奖也是因为名字好听？笔者一度怀疑，屠呦呦这个名字是否是瑞典人硬要给奖杜撰出来的。
青蒿素的发现是1969-1973年间的事，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发表科技文章是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按西方的标准，毛泽东才是所有科技文章的通讯作者。“有的作者如党代表，革命功臣等，没有什么实际工作或贡献，仅仅只是作为荣誉作者被列入文章。还有的作者是代笔作者，文章起草或润色的作者在中国传统上也可以不具体说明，作为最终作者之一被模糊列入文章中的情况也是有的”[1]。有人名声在外，通讯作者只是个后起之秀，为了文章能够顺利发表，把学术大佬、客座作者的名字列为共同作者的情况也是有的。某些情况下，共同作者对期刊文章的发表毫不知情。也有投机的人装作不知情，故意让文章发表，如果没有出现问题，就当仁不让把成果窃为己有，如果发现文章有问题，就出来做和事老，青年人缺乏经验，应该多包容多给机会。甚至有馈赠作者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做，作为挂名作者发表文章显得人多力量大，别人不敢惹。
那时候排第一的不一定是研究生，排最后的不一定是通讯作者，贡献最大的人可能排在任何位置。也有幽灵作者因为保密，防止阶级敌人暗杀搞破坏以及家庭成分等各种原因没有出现在作者名单中。那是一个提倡甘当无名英雄的年代，人人都在歌颂“平凡中的伟大”，很多科学家主动放弃文章署名权，提携后进，甘为人梯。在屠先生搞科研的时期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仅仅通过文章与专著很难界定谁是实际发明人。况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科研单位人际关系一直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复杂状态，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当事人也很难判定谁的贡献最大，外国人要捋清楚谈何容易？瑞典人看中国人长得都一样，很难分辨出中国人之间的差别，给普通中国人授诺奖对瑞典人来讲其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实际情况是，目前瑞典人公开的理由不能证明屠先生比北京中医研究院其他同志更值得诺奖，瑞典人对中医研究院的了解并不多。据《东方卫视》报道，当时瑞典人给中国七个不同中医单位写信，你认为除你以外谁是青蒿素贡献第二大的人。523研究工程是国家保密项目，当时屠呦呦是中医研究院的院长，大家都只认识她，七个单位都说屠呦呦是除我以外青蒿素贡献第二大的人。所以，屠呦呦的诺奖是匿名问卷调查的结果，其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即青蒿素的实际发明人一直都是个秘密。
瑞典人按其独特的思维可以牵强附会主观认定北京中医研究院的任何人是青蒿素的发明者，别人还都无话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任何人的优点都可以被随意放大授予诺奖，每个人的缺点也可以被任意放大，拒绝授予诺奖。钱是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别人管不着。又没有人强迫你们把这些垃圾写进中小学教材，那些误人子弟的傻事都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与诺奖无关。
屠先生获得诺奖后，网上有好事者起哄，中国政府歉屠先生一个公开道歉。屠先生的诺奖确实让中国政府骑虎难下，承认屠先生的贡献吧，她没有博士学位，连个院士都不是。承认她的贡献就是自认没有眼光，埋没人才。不承认吧，屠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命科学奖的科学家，又不知道如何应付社会舆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中国政府不会。中国政府也不确信屠先生的工作是否真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着实左右为难。屠先生的诺奖甚至导致中国2015年最高科技奖空白，屠先生的诺奖误导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又埋没人才了。中国的决策者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科技前沿到底在哪里？他们面对公众的质疑也力有不逮。
2016年的国家科技最高奖看上去是对屠先生这匹埋没多年的千里马的补偿，显示中国政府的开明，愿意与世界接轨。瑞典人是真伯乐，有眼光，在瑞典人后面跟风那是国际视野，时髦的东西没有风险。当然也不能说中国政府不谨慎，毕竟还是拖了一年多，等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才姗姗来迟，遮遮掩掩地授予屠先生最高科技奖，给社会舆论一个交代。
实际情况是，对屠先生的诺奖，一开始就有杂音。有国内学者曾质疑过，屠先生仅是个实习研究员，她只是青蒿素523研究工程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青蒿素工程是有500多科学家参与的“科研协作大会战”，贡献比屠先生突出者大有人在。如果非要低估古人的智慧，硬说青蒿素抗疟性科学发现是现代医学成果，最早发现青蒿素抗疟性的人也不是屠先生。余亚纲和顾国明最早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他们是用乙醇提纯取青蒿素的。实际上，屠先生一直用熬中药的办法提纯青蒿素，在北京最先用有机溶剂萃取青蒿素的人是屠先生的同事钟裕蓉，四川中药研究所酉阳分所最先得到有效青蒿素药物。
方舟子说：屠先生的伟大之处在其低温萃取青蒿素，其实，中学生也想得到用萃取效果更好的乙醚，没有人泡药酒时会加热处理。中学生也知道，乙醚加热会爆炸，只有傻子才会对乙醚溶液加热，“低温”又是从何说起？萃取不是金属熔炼，萃取都是在液相中进行的，所有的萃取工艺都是低温工艺。一个工艺是否先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乙醚毒性大对制药工人与环境的危害更大，这是屠先生工艺的缺陷之一。青蒿素是吃进肚子里面的内服药，吃的东西最忌讳用毒药加工，余顾二位先生替病患健康着想决定放弃使用乙醚萃取青蒿素自有他们的道理。
乙醚有剧毒，能够用来萃取内服药的乙醚相当昂贵，那是屠呦呦乙醚萃取青蒿素工艺的最大问题。青蒿素主要在青蒿叶片表面的分泌性腺毛中合成和积累，但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仅为其叶片干重的0.1-1%，如果能够提高单株植物青蒿素产量，人类就可以用更安全的办法，比如酒精萃取等提炼更干净的青蒿素，找到青蒿素产量高的植物一直是青蒿素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唐克轩长期从事青蒿素生物合成调控及腺毛发育研究工作，成功研制了多个高产青蒿素的青蒿品种，从2007年至今已经发表了57篇关于青蒿素研究论文。[3]所以，如果要认真起来，在青蒿素领域比屠呦呦贡献更大的科学家大有人在。
南美人用开水泡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那本质是在熬中药或泡茶，那种开水泡金鸡纳树皮汤喝起来很苦。英国就在金鸡纳树皮汤里面加苏打水、柠檬、琴酒与糖，发明了琴通宁饮料（Gin and tonic）。英国人靠琴通宁饮料战胜了疟疾，并征服了印度。金鸡纳树皮要用热水泡才有疗效，而黄花蒿不能加热，葛洪的偏方本质上是新鲜黄花蒿叶榨汁，冷水吞服。
青蒿素加热就失去药效了，青蒿素的制备过程不能加热杀菌。制药厂认为乙醚与乙醇一样有杀菌作用，用X射线杀菌具有成本高产量小的缺点，通常青蒿素药品根本没有经过消毒杀菌这个程序就出厂了。日本用高纯氟化氢制裁韩国半导体公司，高纯乙醚的制备与生产技术要求非常高，屠先生的运气好，青蒿素本身有毒性。能够用来加工内服药的乙醚非常昂贵，制药厂多用便宜的有杂质的工业乙醚提纯青蒿素。病人把青蒿素吃下去，如果肚子疼，医生就骗病人：青蒿素本身有胎毒等副作用，吃下去肚子疼是正常现象，没有人会去怀疑自己肚子疼的原因是吞下了工业乙醚及其杂质导致的乙醚中毒。
屠先生李代桃僵，替别人拿了诺奖，成了“摘桃派”。屠先生当年的同事现在大都还活着，如果有一天，瑞典人洞悉发明青蒿素的另有其人，取消屠先生的诺奖称号，中国政府是否也跟在瑞典人的屁股后面取消屠先生的国家科技最高奖？Bob Dylan的做法值得借鉴，钱领了，人不到场，即使以后诺奖被取消了，自己也有个台阶下。瑞典人迟迟没有取消屠先生的诺奖，是在等中国政府的公开道歉？谋定而后动，不可不防啊。
青蒿素是个万金油发明，可以杜撰很多理由把青蒿素捧上天，也能从中找些原因把青蒿素贬得一钱不值，别人还都无话可说。要看吹捧青蒿素的文章，请读方舟子先生的大作好了，笔者在这里给青蒿素泼点冷水，让大家清醒清醒。
黄花蒿治疗疟疾是老祖宗对人类的贡献，往深层次看，这是个战略问题。国际上贬低中华文化，抬高西方文明的贡献，让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处于劣势。国内长期教育年轻人，西红柿、番薯、橡胶都是舶来品，从来不提国外的很多物种如林檎、花红、大豆、稻粟、苦丁茶、黄花蒿其实是起源于中国。国内的教育本质是是不断矮化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为自己崇洋媚外找借口，也让中国的年轻人觉得欠了外国的人情，崇洋媚外向往到国外生活。
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屠先生的青蒿素与葛洪李时珍的黄花蒿或青蒿存在必然联系，这点与”葛洪的竹蜻蜓与现代直升机，寇准的二踢脚与现代火箭没有必然联系”完全不同。实事求是，现代直升机的发明人尤利耶夫从没有读过葛洪的《抱扑子》，所以现代直升机与葛洪的竹蜻蜓没有必然联系，而屠先生是直接从葛洪，李时珍的偏方中找到黄花蒿的。
逻辑上讲，要认定葛洪、李时珍是青蒿素的最早发现人也是有证据，可以自圆其说的。站在李时珍的角度，《本草纲目》中明确记载“秋后开细淡黄花，花下便结子，如粟米大，八、九月采子，阴干。”葛洪、李时珍的青蒿在本草纲目里有图有真相，就是植物学分类里的黄花蒿。可见李时珍生活的湖北黄冈地区青蒿就是屠先生用的黄花蒿，《本草纲目》讲得很清楚，青蒿可以治疗疟疾，只要找到《本草纲目》中记载的黄花蒿，提纯青蒿素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句话，说李时珍、葛洪是青蒿素的发明者也站得住脚。
实际情况是黄花蒿水浸、油泡、阴干、泡酒、盐浸、凉拌、研磨、风干或生吃，各种口服方式都可以治疗疟疾。根据《肘后方》︰”用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之。”葛洪明确指出，治疗疟疾青蒿这一味药就足够了，葛洪的偏方本身就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从这一角度，青蒿素的发现其实是523项目的副产品。现在回头看去，523是被重复立项了，523最多给个面上项目就可以了。523按国家重大项目立项有点过了，考虑到当时越战正酣，特殊时期特殊情况，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青蒿素其情可宥。
物理化学提纯青蒿素只是商业上的包装噱头，而不是治疗疟疾的必需步骤，不然五百年前中国人打摆子全打死了。所以，屠先生的贡献本质上只是把黄花蒿改头换面一下，换了个马甲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突破，青蒿素并没有象天花疫苗那样让人对疟疾终身免疫。况且青蒿素不是治疗疟疾打摆子的唯一选择，鳖甲汤、毛地黄、金鸡纳树皮、奎宁、辛可宁、奎尼丁、辛可亭、辛查米丁，表奎宁、表奎尼丁、氢奎宁、氢奎尼丁、辛可尼辛、奎尼辛、铜色树碱、奎胺、辛可那明、奎尼酮、阿立新、杷日素、常山根、常山素、红金鸡纳碱、甲基红金鸡纳碱、康奎那明、枯斯考尼丁、二康奎宁、金鸡勒鞣酸、奎宁酸、金鸡勒红、氯喹、羟氯喹、磷酸氯喹甚至针灸都可以治疗疟疾。民间还有拔火罐治疗打摆子的偏方，因为中医认为拔火罐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治疗疟疾这种循环系统疾病。其实民间治疗疟疾常山根用得多，常山的根含有常山素（Dichroin），常山素也可以治疗疟疾。
为什么康熙皇帝患疟疾， 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那是因为葛洪的偏方并不出名，当时康熙皇帝能找到的中医不知道葛洪的偏方而已。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没有效。就是因为葛洪的偏方不出名，当年屠先生才不得不在2,000多种草药中寻觅青蒿素。二、黄花蒿被中医生用来堕胎，没有任何御医敢随随便便给皇帝用打胎药。中国古代的皇帝最关心的是长生不老，中国的皇帝大都爱好炼丹，炼丹师首先要会认药。中国古人相信：子不学中医是为不孝。清朝的皇帝都懂中医，会认中草药。1960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分配工作，他申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医生，溥仪曾在战犯监狱里面给很多犯人诊治过疾病。雍正皇帝曾赐给田文镜龟龄集宝药四两及原药方一纸，以及“生子药方”，田文镜70岁还没有儿子，雍正看药方平和通顺连同鹿角赐予田文镜，这个例子说明雍正懂中药。雍正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会开壮阳药方子，自然认识打胎药。黄花蒿只能用来让暗结珠胎的宫女堕胎，给皇帝用打胎药是要满门抄斩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生天花发烧，苏麻喇姑用芨芨草治好了康熙的发热病。当时顺治宠爱董妃，董妃病重，孝庄让佟妃送芨芨草给董妃治病。佟妃故意说芨芨草是喂牛的饲料，顺治一听马上否决了芨芨草的治疗方案，怎能把牛吃的草给皇妃吃？结果董妃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死了，董妃的死直接导致顺治出家。御医就是知道葛洪的偏方，为了自保也可能选择不用葛洪的方子。伴君如伴虎，即使把皇帝的病治好了，一旦让皇帝知道用的是打胎药，也可能全家性命不保。况且让皇帝象牛一样咀嚼青蒿草不成体统，如果让皇帝生象牲口样咀嚼青蒿草，那样会惹恼皇帝。青蒿草纤维粗，不易消化，味涩吃起来难以下咽，“是药三分毒”，生吃青蒿草有胎毒、腹胀、肚子疼、轻微中毒等副作用，一般人都不敢随便生吃青蒿草。聪明的办法是用生吃甘蔗的办法，把青蒿草和糖放在嘴里咀嚼，汁吞下去，把青蒿纤维吐出来，再喝口清水，降低青蒿汁的副作用。或者象也门人生吃卡特叶那样，干脆把青蒿叶片洗净，拌上酱油辣椒醋凉拌当沙拉生吃。三、民间治疗打摆子有很多办法，如刮痧、拔罐、鳖甲、常山等，并不是对打摆子完全束手无策。这些治疗方案都不如葛洪的偏方有效，加上康熙打摆子最初被误诊为风寒，阴差阳错耽搁了康熙皇帝的治疗时间，才让随身携带奎宁的传教士捡了个便宜。
青蒿素是个发现再发展的过程，葛洪最早发现青蒿治疗疟疾，而屠先生再发展从青蒿提纯青蒿素。
类似从罂粟提纯吗啡，从吗啡提纯海洛因，人工合成杜冷丁等镇痛药或毒品。任何技术进步都应一分为二地看，工业提纯青蒿素浪费能源，增高消费成本，制造垃圾，污染环境。乙醚可以用来生产毒品，医药里把乙醚用作麻醉剂。乙醚是种易燃易挥发有刺激性气体，乙醚与空气混合可能发生爆炸。一句话，乙醚是种危险有毒的工业原料。青蒿素制备过程使用大量挥发性有毒的萃取剂乙醚，这会对制药工人造成身体伤害甚至危及工人的生命，屠先生曾多次乙醚中毒。
世卫组织明确指出，青蒿素不应单独使用，以免增加疟原虫的耐药性。青蒿素的副作用有恶心、呕吐、腹泻、胚胎毒性等不良反应，所以，中医通常不只用青蒿这一味药，根据”望闻问切”的实际情况辨证地加点黄芪、鳖甲、知母、桑叶、甘草、丹皮等避免副作用。有黑心餐馆、商店、食品供应商为了顾客不生病，直接在过期的食品中添加无色晶体青蒿素痢特灵，顾客吃了腐败的食物还不会感觉到有怪味，比掺加黄花蒿植物隐蔽性强得多。这也是青蒿素发明带来的负面因素，技术进步让人犯罪更容易逃避惩罚。这点倒是和诺贝尔发明炸药类似，用矽藻土炸药杀起人来比黑色炸药更简单方便。
当然化学提纯青蒿素也很多明显的好处，口感好，便于携带，剂量准确，用量小生效快，容易测定药物半衰期，临床容易制定给药方案，美观防腐，利于出口等，因为青蒿素比黄花蒿更象个商品。中医属于传统医学范畴，是偶然个人的经验积累，缺乏系统逻辑与验证。传统医学中封建迷信的糟粕比较多，比如一些民间中医生用黄花蒿的胎毒特性来打胎，中医理论很多地方似是而非又自相矛盾，远不如西医逻辑严密，欺骗性隐蔽性也远不如西医。在国内医学界，一直是西医统治中医。但在一个老中医眼里，屠先生的诺奖是瑞典人用来恶心中国人的，因为黄花蒿在中医看来是种打胎药。
美国南北战争以前，为什么黑奴的价格最高？是因为黑人身体条件好，不生病，能干活，寿命长。疟疾不是传染病，很多时候疟疾病患不吃药，靠自身抵抗能力强也能扛过去。所谓青蒿素的最大贡献是挽救了千万非洲疟疾病患的生命，这是原是老外的无知造成的。在屠先生搞科研的年代，中药是不允许出口的，更逞论拿到医院治疗疟疾？中医们被逼无奈才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把黄花蒿改头换面成青蒿素，把中药换个马甲变成西药，才能出口到非洲治病救人。
阿斯匹林是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中医照样可以把它当中药按中医理论来治疗病患。在中医”八纲辨证”里，热是与寒对立的一个基本概念，中医认为阿斯匹林本质上是一种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属水，水能克火，中医常把阿司匹林当麻黄汤使用，来治疗因火引起的疼痛、发烧、肺炎、中风等。西医则认为解热镇痛与花生四烯酸代谢有关，解热镇痛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疗程，这时所谓中医西医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
现代医学也借鉴了很多传统医学的思维，如口服避孕药用的就是三十六计，瞒天过海之计，口服避孕药丸本质上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复方药剂，孕激素欺骗卵巢子宫人体已经怀孕，抑制下丘脑促性腺激素，减少宫颈粘液的水含量，阻碍精子穿过子宫颈进入子宫和输卵管。雌激素抑制卵泡发育，防止排卵。雌孕两激素联手用假孕欺骗子宫卵巢，排斥精子与卵子结合，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而中医则聪明地利用口服避孕药的早孕副作用，来治疗月经失调，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一言以蔽之，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在有些领域很难界定谁利用了谁，谁抄袭了谁。
屠先生的研究团队最近在研究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皮肤病，多发于15岁~40岁女性，大约10个患者中就有9个是女性。红斑狼疮表现为皮肤病或关节炎，其实是与内分泌失调、肾功能不全、尿毒症、卵巢癌、肺泡癌、高血压等免疫系统疾病有关。青蒿素能够对红斑狼疮起作用，并有胎毒的副作用，这说明青蒿素在治疗疟疾的同时，可能同时对卵巢、子宫、肾、肺、血液循环系统、免疫系统造成实质性伤害，即青蒿素是种对皮肤、卵巢、肺、血管有害的慢性毒药。青蒿素治疗疟疾本质上是中医“以毒攻毒”思想的具体应用，但屠先生并没有一套公认完善的理论可以解释青蒿素对免疫系统的伤害机制，可以下结论：屠先生是一个平庸的中医研究人员。
屠先生既没有科学理论的凝炼，又没有技术上的实质性飞跃，一句话，屠先生什么也没有做，熬中药、泡药酒谁不会？与此同时，山东中医研究所与云南药物所都独立想到用乙醚低温处理黄花蒿叶片提纯青蒿素(黄花蒿素)，八十年代上海有机所的周维善等人利用烯醇醚在低温用酸处理过氧化产物也得到过青蒿素，当然上海有机所走的的是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工艺的路子，这与屠先生的工艺有所不同。加拿大植物生物所用微生物酿酒酵母与黄花蒿合成青蒿素走的生化合成的技术路线，这本质上是种酿酒提纯工艺。酿酒酵母合成青蒿素工艺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乙醚萃取虽效率高但有毒，而酵母虽产量低却无毒、无副作用。
熬中药本质上就是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从溶液中萃取药物，极性分子的水容易溶解并萃取出极性分子的化学物质，非极性分子的有机溶剂可以萃取非极性分子的有机药物，加热的目的是提高萃取药物的效率。屠先生虽然对外声称，她是物化提纯青蒿素，如果非要说把大分子蛋白质变成小分子是化学过程，也是可以的。但青蒿素的主要有效成分，即含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在黄花蒿叶片中与青蒿素中的化学成分与化学结构都是一样的。与用乙醇加热马钱子合成提取番木鳖碱不同，屠先生的工艺本质是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低温处理，完全是个物理过程。
中医有上千年的使用相似相溶原理萃取药物的传统，把中药放在曲酒、黄酒、米酒、高粱酒中浸泡，并在常温下保存，让非极性分子的乙醇慢慢萃取非极性分子的中药成分。青蒿素是不溶于水的非极性分子，青蒿素有热敏性，分子结构受热容易分解破坏，青蒿素受热也容易和萃取溶剂形成共沸物而被蒸发浪费掉。所以，要从黄花蒿叶片中提纯青蒿素，中学生也想得到用有机溶剂低温萃取青蒿素，具体温度在有机溶剂的沸点下去一个个慢慢找，并逐渐总结出青蒿素的熔点。青蒿素与绝大多数药品一样属于易粉碎药物，青蒿素的熔点测定过程《中国药典》上写得很清楚，技校生也可以准确测量青蒿素的熔点，所以，不能把测量青蒿素熔点拿来无底线吹嘘屠先生的伟大。
中学生也想得到用比酒精萃取效果更好的乙醚，中学生都会用四川人泡咸菜的泡菜坛子，或用东北人冬天腌制酸菜的陶缸进行大规模萃取。屠先生的独特贡献仅限于乙醚萃取与温热（30-45摄氏度）烘干，这个工艺的确是中学生也可以想得出的。一言以蔽之，屠先生的工艺本质上只是个黄花蒿草药研磨、泡酒、蒸馏并低温烘干的简单成熟古老工艺，原料与成品之间只有物理形态变化，没有分子结构上的化学反应，青蒿素与葛洪的青蒿本质上还是一样的中药，两者的差别仅限于浓度与外表的不同。有人会反驳：青蒿草中的青蒿素浓度太低，有必要提纯。浓度在医生看来一直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剂量，国内媒体有句名言：“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中医认为多吃几付中药一样可以达到西药的效果。屠先生的青蒿素是中药，而现在医院用的青蒿素衍生物是用生化合成、低温光照、冷冻干燥的工艺生产的，应该属于西药。百度上关于屠先生的文章偷换了概念，它把屠先生的中药青蒿素与青蒿素衍生物西药混为一谈。
国内有些专家唯诺奖为真理，非要找些理由吹捧屠先生的贡献，说屠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证明了抗疟特效药的存在，这是从零到一的贡献。这就叫无知，葛洪一千八百年前就证明了天然抗疟药物的存在，哪用屠先生再去证明抗疟药物存在的可能性?
屠先生的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现在很多专家无知，他们不知道葛洪的偏方也是治疗疟疾的天然特效药。《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黄蓉说“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内必有解救蛇毒之药。其他毒物，无不如此，这是天地间万物生克的至理。这断肠草正好生在情花树下，虽说此草具有剧毒，但我反复思量，此草以毒攻毒，正是情花的对头克星。”黄蓉的“万物生克的至理”是从中国古代阴阳相生相克理论发展出来的，黄蓉不懂《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用植物学》，她只懂“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老祖宗相信“一物降一物”，毒虫叮咬的疟疾病必然存在天然克星-黄花蒿，辽宁、湖北等地农村夏天有一种牛虻，东北人称“瞎虻”、四川人叫“牛蚊子”。牛虻特别厉害，牛蚊子专门吸黄牛、水牛、奶牛的血。人被“牛蚊子”叮一下，皮肤上会鼓起拳头大小的包，轻的二三个月才能好，重的会得炭疽病、脑膜炎、甚至打摆子。牛马整天与蚊虫打交道，为什么牛马不打摆子？因为牛马天天咀嚼青蒿草，象牛马一样咀嚼生吃青蒿草就可以治疗蚊虫叮咬带来的风寒打摆子（疟疾）。由于热耐用性差，青蒿素不能加热或者煮熟了吃。这在中国南方农村是个妇孺皆知的常识，老祖宗的智慧比方舟子要高明得多。
瑞典人授予青蒿素诺奖，只能说明瑞典人不懂中医，中医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治疗伤寒病，中医提出“对症下药，辩证施治”治疗伤寒病，不仅在临床还是在理论上比西医先进了很多，只不过中医对伤寒的理论解释非常复杂，例如太阳病属中风者，可用桂枝汤，太阳病属伤寒者可用麻黄汤，阳明病可用白虎汤，少阳病可用小柴胡汤，太阴病可用理中汤，少阴病可用四逆汤，厥阴病可用乌梅丸，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随证治疗。（来源：百度百科）《伤寒论》中医药理不是外国人可以轻松搞清楚的，这可以理解。
笔者无意为中国古代阴阳八卦中医理论的愚昧辩护，笔者主张科研成果评价要客观公正。任何事物都有片面性，相对论、超导体、3D打印与阴阳理论一样有愚昧的地方。证明抗疟特效药的存在没有屠先生什么事，屠先生的诺奖只证明了一件事情，青蒿素是阴阳八卦“相生相克”理论对人类的贡献。
经济学上有个“框架效应”，在框架内强调低温乙醚萃取青蒿素的效率与诺贝尔奖的政治意义，可以给屠吆吆中国科技最高奖。如果在框架内强调“古代阴阳生克理论”发现了青蒿草的抗疟性，在框架内强调屠吆吆既没有科学理论的凝练，又无技术上的实质性突破。没有人会在泡药酒时加热处理，所以“低温乙醚泡药酒”是个人人都想得出的鬼主意，下结论青蒿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发明也合乎逻辑。[3]倒不是说小发明不能得诺奖，也不是说小发明不应该得到尊重，笔者的观点是象青蒿素这样的小发明数不胜数，是否值得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劳民伤财去学习。
现在医院中使用的青蒿素衍生物大都是掺入色素、糖精、漂白剂、防腐剂与添加剂，通过生物化学合成的，给人错觉青蒿素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所谓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商业需要发展出来的。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是屠先生发现青蒿素十多年之后的事情，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与屠先生的工艺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屠先生的工艺本质上还是中药加工的物理过程。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政治挂帅，中国的行业都是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划分的，行业之间的分工泾渭分明。那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立场问题，中医研究院研究的只能是中药，西药研制在中医研究院是不可能被立项的，523被立项的目的就是到传统中草药中寻找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屠先生本人曾声称：“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所以，屠先生的青蒿素无论是从化学分子结构上讲，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讲都是中药，不是西药。
倒不是说简单古老成熟的工艺不能得诺奖，笔者只是反对盲目崇拜科技偶像，主张客观评价研究成果，实事求是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正确方式。
实际情况是：屠先生的研究本质上是种伪装术。青蒿素可有可无，生吃青蒿叶片就可以治愈疟疾。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知识产权法保护，中医搞了很多伪装术以假乱真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四君子汤”号称只有四味药：人參、茯苓、炙甘草、白术，其实“四君子汤”还有两味药：生姜与大枣，少了这两味秘而不宣的成分，“四君子汤”的效果大不一样。再如“川贝止嗽散”中川贝母只有一丁点，主要成分是：桔梗、川石斛、半夏、苏子、茯苓、薄荷、杏仁、桑白皮、橘红、谷芽、甘草等。取名“川贝止咳散”容易瞒天过海，既有广告效应，又可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用乙醚把青蒿素从叶片中萃取出来，一样可以瞒天过海把老外蒙得一塌糊涂。青蒿素就是这样骗过诺奖委员会，骗过全世界的。
青蒿素的诺奖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青蒿草在市场上只有空心菜的价格，经过乙醚提纯青蒿素这一工序，药企可以获得人参燕窝鱼翅的利润，商业利益才是授予屠先生诺奖的真实原因。从这一角度，屠先生的工作其实是在伤害病患的利益，即青蒿素的研究是有副作用的。
屠先生测量的青蒿素晶体的熔点和分子量也是有争议的，她五十年前用的那些分析化学方法本质上是无穷大对比无穷小，系统误差太大。现在学术界已有结论，用量筒烧杯只能定性说明，而不能定量分析高分子分子量。做实验就是戴手套也没有用，一句话，用物理天平手工测大分子分子量可靠性太差，因为系统误差超过可接受范围，实验结果千人千面，既不合逻辑，又很难重复，钢卷尺能做游标卡尺的工作吗?图中屠先生做试验时没有戴手套，估计是为了拍照忘记了，并不能证明屠先生不懂实验室程序与规范。青蒿素是种含有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包含羧基与羟基，醇或酸的酯化可逆反应，以及脂肪类化合物必然存在可逆中间相及大量无固定熔点非结晶态组织，吸热放热是同时进行的，还有大量无法预测的结晶潜热，热分析法测量出来青蒿素的熔点不准。不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会投巨资研究相场法，二次结晶法，WBM法等测量脂类化合物的熔点。
科学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只能是造福人类，如果科学研究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就走入歧途了。
笔者不得不把话说得直白些，因为直截了当可以提高效率，不然国内那帮教授就会把屠先生五十年前过时的办法作为真理拿到《药理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材料学》的课堂上乱讲，误人子弟。自从青蒿素得了诺贝尔奖，好家伙，华夏大地上刮起一场青蒿素旋风，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青蒿素包治百病：打胎、红斑狼疮、预防感冒、抗高血压、治疗癌症、打蛔虫等等，虚荣心真是害人害己。
瑞典人给屠先生诺奖，让人联想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段誉指着邋遢的帐房霍先生说是自己的师傅戏弄南海鳄神，《神雕侠侣》中杨过说小龙女是自己师傅嘲笑霍都。总体感觉屠先生得奖是瑞典人在讽刺中国人，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屠先生的诺奖应该是她今年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直接原因。
如果瑞典人想冒险，在中国创造一个神话。青蒿素是个合适的突破口，青蒿素的特点是见效快。打过摆子的人都知道疟疾的厉害，发烧畏寒冒冷汗，停不下来。服下青蒿素30分钟就见效，不打摆子了。很多老中医就是在病人发疟疾打摆子时，趁机给病患几颗青蒿素树立起自己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神医形象。化学提纯过的青蒿素出于商业需要，加了漂白剂、染色剂。其外观与中草药完全不同，治病立竿见影的无色晶体，看就是现代医药，谁也不会把青蒿素与传统中草药联系起来。授予青蒿素诺奖，没有人会去怀疑它的知识产权。
屠先生完全可能是瑞典人在中国做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一角度，屠先生其实就是实验室里的一只“小白鼠”，全人类都是试验对象？就像马克吐温的荒诞小说《百万英镑》一样，把诺奖随便授予北京大街上的一个退休老太太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平时无人问津的退休老太婆摇身一变，立马成为研究院的终身首席科学家，宁波老家的房地产大涨，被总理问候，被全国人民牵挂，被总书记授予国家最高科技奖，诺奖在中国带来的实惠远超百万英镑。
等到时机成熟，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把钱追回来。区区50万美金科研经费，就摸了中国决策层的底。区区50万美金就可以罔顾史实，明目张胆篡改人类科技史。瑞典人恍然大悟，原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水平不过尔尔，中国高层的虚荣心还是蛮强的嘛。50万美元就可以控制中国的教育方针、科技文化政策、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对外科技交流政策等，区区half million 就可以把13 亿泱泱人口大国玩于股掌之上。这笔投资绝对值得，瑞典人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这是在中国发生的真实版《百万英镑》故事，精明的瑞典人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诺奖评审委员会就有那么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贝尔奖常常把薄伽丘《十日谈》中的恰贝莱洛式的人物包装成伟大的科学家。
瑞典人非常擅长创造《百万英镑》的神话，比如在印度平民窟随便找一个褴褛的老修女授予诺奖，让反对的人鸦雀无声，该修女立马被写进人类文明史，成为人类伟大女性与道德楷模等。笔者无意否定特蕾莎，爱莉丝芒罗，屠先生及其他伟大女性对人类的贡献，只是想善意提醒人类社会还有更多的普通的无名英雄在默默地奉献，这些普通人一样应该得到国家的帮助，笔者还想说明盲目崇拜学术权威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错误的。
换个角度看屠先生的诺奖，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技术伦理学案例，让人既想笑又想哭。瑞典人一次偶然的蜻蜓点水似的科学赌博与冒险，必然导致国内那帮专家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不顾中国千千万万青少年的利益，把屠先生的名字放进中国科学史中，并排在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的前面，让全中国的中小学生顶礼膜拜，在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那是完全可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类似杨振宁李政道的骗局将毫无悬念地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下去。
总结，还是那句老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016中国国家科技最高奖励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结果，是无知与偏见造成的，是没有准备好的原因。对于科研成果应该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盲目崇洋媚外。毕竟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与照顾，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真理之上。
注: 图片来源于科学网， sciencenet.cn
参考文献
[1] http://www.vanforum.org/2643425991/-21
[2]https://www.vanforum.org/3838632842122982669426550259282421212299.html
[3]https://mp.weixin.qq.com/s/tzVqBJ8fwQdCjCw9Cd0b-g
2020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改
羽飞，Feb 7， 2017
（本文阅读时间为半小时）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获得2016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国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有点类似终身成就奖，不是奖给具体的研究成果，而是奖给个人的?赵忠贤院士与屠呦呦研究员劳苦功高，众望所归，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话实说，这次最高奖给人作弊的感觉。当然，没有功劳有苦劳，赵屠二位先生都是耄耋老人，从这一角度值得褒奖。笔者的理解是赵先生是奖给个人，而屠先生是奖给成果，其实在中国科技界能达到赵先生那样高度，见过世面的院士凤毛麟角。
中国物理学界有两个著名的赵先生，赵忠尧院士与赵忠贤院士。他们都是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辽宁人。由于名字只差一个字，外界很容易把两个人搞混淆。有些民间人士张冠李戴，认为赵忠贤是搞原子弹爆炸的，这是误把赵忠尧的工作当成是赵忠贤的贡献。而赵忠祥是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解说员，魏忠贤则是明朝的一个太监。
超导研究为什么在历史上那么火?除了诺奖的推波助澜，超导类似永动机的概念迎合不劳而获的懒人思维，勾起人的贪欲本性，easy money 谁都想赚。试想，一套没有能量损失的输电系统，效率大得不可思议，可以实现能量隔空传输的梦想等，其好处不可胜数。
在科技领域，真理是相对的，因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并永恒发展的。科技领域这种例子特别多，过去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理论，现在又发现是错误的，超导研究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技术伦理案例。
历史上，超导体研究一共获得五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五个诺奖成果前后都被写进世界各国中小学及大学物理课教材，超导研究在我们这个世界称得上是妇孺皆知。
1913年，Onnes因成功制备液氦，发现水银在4.2K 电阻为0，荣获超导领域诸多诺奖的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2年，Landau提出相变理论及液氦超流性的应用，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2年，Bardeen、Copper 和Schrieffer三个人因提出的BCS理论解释了超导现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3年，Josephson因提出三明治超导隧穿效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3年，Ginsburg， Abrikosov 和 Leggett 因在超导和超流领域的理论研究共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领域？超导体研究虽然成就了一大批物理学家，实验上的进展却极其缓慢，工业上的具体应用更是遥遥无期。怎么说呢？理论物理学家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工业工程，通常来讲，一旦实验室的实验被成功重复，科学问题本质上就已经转变成工程学问题了，这时候科学研究应该由工程师法来规范。学术界早有定论，一旦科学问题转变成工程问题，大规模工业生产只需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物理学原罪是从学术大牛爱因斯坦开始的，爱因斯坦曾说：时间的本质是旋涡，这个隐喻并不贴切。爱因斯坦在冲马桶时观察马桶中的水旋转方向得到的灵感，即马赫旋转水桶说之马赫原理，他用来解释时间的本质，很可惜只有数学推导，没有实验证实，还不如吴承恩写的《西游记》，Rowling的《Harry Potter》，周星驰的《功夫》想象力丰富。
物理学界自麦克斯韦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能透过复杂的物质现象抓出物理本质的天才，物理学界早已没有能洞穿表象，查悉本质真正的哲学博士。爱因斯坦杂乱蓬松的白发曾是北美很多大学教授模仿的形象，他的研究成果如，光电效应，质能公式，虫洞时间旅行器与十维空间的球体都需要实验证实。说他是理论物理学家有点言过其实，形容他是科幻物理学家还贴切些。愚以为他的那些研究别人没有机会与时间做而已，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爱因斯坦的贡献是他的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而不是理论物理上的贡献。
爱因斯坦其实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抛头露面搞社会活动，他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从心理上分析，爱因斯坦其实是对自己的工作不自信，他才花大量时间精力用外表语言如头发蓬乱的大脑袋，带磁性的嗓音等夸张他的研究成果。爱因斯坦的表演天赋与生俱来，他是个天才演员。
爱因斯坦使用光子的概念来解释他看到的光电效应，物理学家们跟风提出光波具有波动和粒子的双重性质。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假说，“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用一个简单的普朗克常数把能量与频率联系起来，即物质都具有波动和粒子的双重性质。根据德布罗意假说，电子应该具有干涉和衍射等波动现象。很快，戴维森－革末实验发现低速电子入射于镍晶产生电子的。衍射图案，物理学家宣称他们找到“万物理论”，就把简单地把戴维森－革末实验结果扩展到一切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戴维森因此曾获得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波粒二象性最终被当成真理写进中国普通中学物理课本，成为全中国中学生深信不疑的物理学真理，全中国每个中学生都必须牢记爱因斯坦光电效应，一切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及戴维森－革末实验才能高中毕业。
在中国的学术界，人际关系特别重要，重复别人的实验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实验重复出来了，只能证明别人的水平高。实验重复不出来，必然得罪人。以国家科技奖为标准虽有不负责任的嫌疑，却的确是种没有风险的做法。得过诺奖的就是真理，别人不会怀疑，出了问题有瑞典政府扛着。所以历史上，戴维森-革末实验、康普顿散射、密立根油滴实验、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等诺奖成果被毫无悬念地写进中国普通中学物理教材，被全中国的中学物理教师当成真理来教育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这些诺奖成果从未受到公开质疑，仅仅是因为它们得过诺奖。而诺奖获得者是中国物理学大佬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毋庸置疑，中国物理学界早已失去批评与质疑能力，让技术伦理学家来讲理论物理问题，的确是一种悲哀。
就象密立根油滴实验一样，戴维森-革末实验的最大问题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排除法逻辑问题，实验的可重复性与可延展性问题，衍射图谱本质上不是电子衍射，而是运动中的电子产生的电磁场与镍晶体的核外电子运动相互作用产生的相干图谱，从物质波理论上讲，慢电子都是一样的，进入任何晶体的衍射图谱都应该一模一样。但是慢电子进入其他晶体，如铜单晶，氧化铝等观察不到电子衍射现象或者观察到与镍单晶完全不同的衍射图谱。单晶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验室是不可能做出两个具有宏观效应一模一样的单晶，慢电子进入不同的镍单晶也会产生不同的衍射图谱。所以戴维森-革末实验不能用来证明一切物质都有波粒二象性，最多只能说明运动的电子进入镍晶这种特殊情况会产生特殊的相干图谱，仅此而已。
爱因斯坦有很多的伟大成果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被实验证实，或者说他的学术不端被虚假的实验和他有关自由和平的演说掩盖了很多年，就象“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被吴健雄的虚假试验掩盖了五十年一样，爱因斯坦的学术大牛形象完全是美国人为了赢得冷战的胜利吹嘘出来的。
笔者无意否定物理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就事论事。对同一个物理现象，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理论去解释，波粒二象性可以解释戴维森－革末实验，但是，伴随粒子运动核外电子运动也会产生的波，这个解释也可以很好诠译戴维森－革末实验。从这一角度，爱因斯坦光子概念与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本质上是从简单的实验现象抽象出的错误结论。氧化铜高温超导体可以用BCS理论“库珀对”去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巨大温差导致电流击穿。
理论物理学家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偷换概念，经常把理想状态当成现实状态处理，光速、单晶、真空、黑洞、超导、绝对零度等理想状态在物理学家们的实验室里那是随时可以实现的现实状态。物理学家们从爱因斯坦那里取的经就是，物理成果必须靠吹嘘才能获得国家资助。理论物理学家的最大问题就是喜欢把简单的物理现象用复杂的数学去解释，简单问题复杂化才能骗到钱，凡事要吹才能有高薪。用一句话概括，欺世盗名是物理学界的传统。
赵先生的高明之处就是醒得早，他知道搞国际合作的好处。赵先生非常聪明，他在八十年代就懂得吹嘘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早在1986年时，赵先生冒“资产阶级自由化”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国与美国的朱经武，吴茂昆等人互相吹捧，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超导国际科技竞争。这是中外物理学家联手搞的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就象大街上卖狗皮膏药，不管是否有实质性突破，先把招牌亮出来再说，让人感觉明天就跑步进入超导时代。
那场闹剧本质上是投机心理在作祟，万一别人真的搞出高温超导体了，也是这个结果，不如我抢先把结果发表了，别人即使取得突破也仅仅是证明我有先见之明。超导研究得了那么多诺贝尔奖，怎么可能是假的？先把假结果发表出来，守株待兔，坐等别人取得突破。假结果抢先发布的最大好处就是，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写论文都必须引用我的大作，全世界的研究生都要给我打广告。花了纳税人那么多冤枉钱的犯罪嫌疑，也就无人追究了。一本万利的好事，没有风险，为什么不做?在超导问题上，瑞典人，美国人，中国人和全世界的物理学家想到一起去了，大家不约而同守口如瓶，那真是个金蝉脱壳的好计谋。
王志文曾主演过电影《超导》，让超导研究在中国家喻户晓，电影主人翁原型就是赵先生，电影讲述全球科技群体正向超导这一尖端科学堡垒发起最后的攻坚，展开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科技竞赛。中国科学家虽然没有获得诺奖，但他们的拼搏精神赢得了世界科学界的尊敬。只要能得到老外的肯定，国内的同行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是在中国科技界快速成功的潜规则。
牛皮就是这么吹出来的，物理学界的巴别塔就那么恢恢弘弘地矗立了一百年。
在中国学术界，”物理所”三个字让人肃然起敬。物理所是中国科学院少有的大所，这里的“大“不是指规模，而是指影响，物理所是个出学术大佬的地方。历史上，吴有训，严济慈，管惟炎等学术大佬都曾在物理所当过所长，造就物理所成为全国学术帮派习气的发源地。这些学术大佬有一个共同特点，唯诺奖获得者马首是瞻，盲目崇洋媚外，搞得物理所的博士生们一天到晚盼望出国做博士后。倒不是说出国做博士后不好，年轻人应该走正路，不要跟导师学走歪门邪道，要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作斗争。在物理所，如果没有洋博士学位或国外博后的经历，评正研根本不可能。物理所很多学术大佬都是“不务正业”的社会活动家，如何柞麻，王恩哥等院士，这都是爱因斯坦这个榜样的力量，物理学家不搞社会活动，哪里还象个物理学家？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最好的学生都跑去学物理了，学物理可以考CUSPEA去美国。物理所研究生出国率是最高的，所以物理所的生源一直是全中国最好的，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名校偏爱招自己的本科生，而中科院招研究生一向五湖四海，不分地域背景学校，只要你够优秀就可以招进科学院读研究生。芸芸众多的物理学子遭遇让人唏嘘，学物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导师与好的方向。碰上费米这个大忽悠，杨振宁再聪明只能自认倒霉。
笔者在这里请国内的朋友谅解当年出走加拿大有难以启齿不得已的苦衷，只有成为外国人才敢对国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不然在国内早就被搞死了。笔者离开中国是真心为了中国千千万万的青少年着想，这是大实话。
笔者之所以没有拿中科院的博士学位，是因为笔者在国内读硕士期间早就把国内的学术大佬们看白了，国内的学术界长期被一帮外行与洋奴把持，学术大佬们只在做一件事，误人子弟而已。笔者无意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只是在国内见到学术大佬犯的低级错误罄竹难书，物理学界对此熟视无睹。人多少都有点良心，忍不住唠叨几句，那就是，中科院数理学部的院士们都应该补考《大学物理》。
赵先生曾是那种天赋很高的学生，一直是咱们辽宁那疙瘩老乡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物理所的老师讲课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老师的授课方式是重视过程，他们的数学基础扎实，复变函数，微分方程玩得很熟，上课就在黑板上涂鸦，一个数理方程推导下来，50分钟的课程就结束了。第二类老师的授课方式是重视结论，上课，写个题目，马上直接跳到结论，如果学生有问题，给出参考书目，让学生课后自学。第三类老师上课既不重视过程也不重视结论，上课从来不板书，也不教知识，只是座谈，发点资料回去自学，考前划个重点，最后根据期末考试和作业给个成绩，美其名曰“培养成年学生的独立性”。
赵先生的授课方式是第二种类型，他是典型的跳跃性思维，经常从前提条件直接跳到结论。赵先生在物理所给学生上课时有个口头禅，我最近刚写了本书，科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图书馆有借，你有什么问题直接去看就是了，底气充足。敢这么讲的老师一般是对自己的结论颇为自信，对自己的研究非常了解才敢这么大言不惭。
87年北京物理夏令营上，赵先生和一个来自上海的高中生有过对话，
赵老师，您的高温超导材料电阻率是多少？
超导体的电阻率当然是零。
据我所知，电阻为零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欧姆定律，电阻为零时，不管电压多小，电流应该是无穷大，那么您是用什么仪器测量无穷大电流的?特别是交流电，您是怎么做到无穷大两个方向电流瞬间转换的?
这是科学家们的难言之隐， 直接测量无穷大电流是不可能的，科学家们用临界电流来间接表征超导材料电性能，如四引线法等回路测量超导临界电流。电阻为零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温度上升，超导体会出现失超现象，电阻就不为零了。
超导体没有电阻，电能无法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怎么工作呢?毕竟需要有电阻引线将电流接入超导体，在结点上会发生欧姆接触，因为电流是无穷大的，所有的能量会完全消耗在结点上，您是如何解决这个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的?
超导体与引线接触的地方会发生失超现象，一般会直接烧掉引线。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影响超导现象的因素很多，温度，磁场的变化都会导致失超。到目前为止，超导体的电流问题没有人直接研究过，都是简接证据。在超导体中传统的欧姆定律已经不适用，超导现象可以用197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BCS理论”来解释，BCS理论提出超导现象是一种宏观量子效应，金属中自旋和动量相反的电子可以配对形成所谓“库珀对”，库珀对在晶格当中可以无损耗的运动，形成超导电流，我会在课堂上详细介绍BCS 理论，欢迎你来听我在中科大讲的固态物理课程......
那么Y-Ba-Cu-O高温超导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众所周知氧化铜是绝缘体，绝缘体都有一个击穿电压门槛值，即绝缘体的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令绝缘体变成导电体的最小电压。当电流强度大到可以转变固态绝缘体中的分子结构，产生一道较易导电的路径时的电压就是绝缘体的击穿电压。氧化铜是一种绝缘体，当然也有击穿电压。超导体的电阻率受温度控制，随着温度增加，氧化铜分子无规则热运动也随之迅速上升，击穿电压也上升。绝缘体的击穿电压不是绝对数值，而是通过统计得出的约数。这就是赵先生能与海外同行搞竞争的本质。就象手机电池反复放电充电，它的电压稳定值会起伏波动一样，同样成分的氧化铜超导体的击穿电压随温度与电磁场强度变化也无规则地一直随机变化。
氧化铜本身是不导电的，在氧化铜绝缘体中掺杂合金元素与稀土元素在液氮环境下可以大幅降低氧化铜的击穿电压，这就是YBaCuO，BaSiCaCuO超导体的本质。稍有悬浮磁知识的中学生都知道，只要长度足够短，横截面积足够大，电流够大，导电性能差的不锈钢也可以在电磁场中悬浮起来，悬浮不等于超导。当然，相对于不锈钢，非要把纯银纯金说成是超导体，在商业上确有先例，但从工程师法的角度就有”虚假陈述”的嫌疑。
氧化铜有晶界存在，只要不是绝对零度，氧化铜分子的无规则热运动必然产生电阻，有温度就有电阻。氧化铜超导体机械性能与机加工性能比铜合金差了十万八千里，笔者估算过，氧化物超导体的电阻率能达到铜合金与铝合金的水平就不错了，氧化铜超导体导电性能绝对不可能比纯铜纯银纯金更好。在液氦与高压环境下可以制备金属氢，金属氢的导电性远胜氧化铜，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金属氢是个乌龙事件。所以，研究低温氧化铜本质上是在研究陶瓷的低温物理性能，这与研究超导的初衷南辕北辙，那方面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就不啰嗦了。
结论，超导物理学家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所谓的超导体都是有电阻的，即使在液氮环境下电阻也不为零。这在工程师法中被定性为”虚假陈述”，是一种犯罪嫌疑。
———————————————————————————————--
屠先生的情况与赵先生完全不同，“天上掉下个屠先生”。这里的屠先生不是陈凯歌导演《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而是诺奖获得者屠呦呦研究员。
屠先生最少有一点与赵先生相同，都是先得到外国人的赏识才开始在中国发达的。毕竟国人大都多少有些是非不分，国内的顶级科学家大都徒有虚名，搞不清楚前沿到底在哪里？不得不把外国人的标准作为好坏的标准。应该是这种心理，外国人说好，大概就是好的吧。更有甚者，对一些科学定律自己证明不了，明知老外的理论是有缺陷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加区别地把吹嘘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把外国人的结论拿来骗中国人。
笔者并不排外，外国人特别是瑞典人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国人学习，笔者只是反对盲目崇洋媚外。
就象爱国在中国很容易引起共鸣，只要是反华、反印、反俄、反日、反德、反黑的东西在白人圈子里都很容易找到共鸣与市场，毕竟人都是有缺陷的，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莫言就是靠讽刺中国人的陋习在瑞典得到认可的，老外看中的并不是莫言本人的文学造诣，而是莫言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人蔑视的情绪。外国人读了莫言的作品心有戚戚，中国人都喜欢露阴苟且野合，随地大小便，《红高粱》就是证据，不读《圣经》的人怎么会有文化？当然，莫言可以诡辩，反华的人类理解不了中国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涵。笔者个人认为，《红高粱》的讽刺性已经超出了善意批评的范畴。
莫言的作品本质上是在讽刺丑陋的中国人。倒不是说写讽刺小说就不能得诺奖，讽刺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可以有效驱策人类文明进步。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巴比特》对乡村病毒、金钱至上、物质享乐主义的讽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琼斯皇帝》对贪婪的讽刺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每个人的观点都受所处的时代环境限制，莫言因为其生活环境局限性，他只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看不到人类的共同本性。其实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毛病，外国人身上都有。笔者从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的作品中没有摸到作者的爱心，个人认为没有爱心的小说还算不上人类的顶级作品。
莫言没有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升华到人类的共同本性，也没有用爱的照耀来克服人类的缺点。莫言的文章偏颇在所难免，《红高粱》中的那些性糟粕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一篇思想水平高的文章内容应该是充分洞悉人性的缺陷，然后在爱心的帮助下克服自身的缺点，最后升华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么一个过程。毋庸置疑，莫言的文笔相当优美漂亮，虽然谈不上华人作家排行榜冠军，但属于文字功底一流的那类执笔者。平心而论，莫言的作品思想境界其实并不高，有不少血腥与暴力，对年青人不好。笔者对不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思想境界都不敢偶同，辛克莱刘易斯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什么是高尚的道德？什么是最高的思想境界?笔者认可《圣经》的真理为人类最高真理。一句话，笔者反对把莫言的作品写进北京中小学语文课本。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毕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心，忍耐与毅力，而不是仇恨、歧视与偏执。
作为消遣，笔者十一二岁就开始琢磨如何才能得到诺奖，笔者三十多年的研究结论是，只靠自己努力是不可能得到诺奖的。诺奖获得者不一定水平高，得诺奖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还需要运气与政治正确。日本人的诺奖数量多，不是因为日本人科技水平高，而是与日本人长期在瑞典的宣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诺奖给人感觉是可以交易的，比如奥巴马的和平奖。从科学史来看，多数诺奖成果都被时间证明是谬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诺奖成果是少数，历史上很多诺奖成果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世界各国中小学教材中不少谬误就是瑞典人借诺奖带进来的私货。
耶罗波安怕他的百姓将来归向耶路撒冷，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假借神的名义创造偶像作为权宜之计，让人民崇拜人制造出来的榜样。创造一个人类楷模比去找出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要容易得多，成本低得多，也容易控制。当然，创造的偶像最终是会污秽人民的心灵，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道德沦丧，经济萧条，和政府腐败。害人终害己，最终耶罗波安全家被杀，北国以色列灭亡。笔者的立场是反对盲目崇拜诺奖获得者，反对不加区别把诺奖成果写进课本去教育年轻人。
东西方一直有意识形态之争，由于历史原因，瑞典人一直是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压制中国的急先锋，《摩西律法》强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瑞典人与中国人一直拧着干。“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是针对“社会主义中国好，资本主义糟”制造出来的谣言。
中国很多东西是可以马上拿过来改头换面为我所用的，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考试制度、文官制度、中医等。老外抄中国的东西早就习以为常，已经形成惯性。说得好听点，这叫抢占科技高地。很多诺奖成果都是为了抢占科技高地，瑞典人头脑发热摆的乌龙。只要中国人取得突破，瑞典人就给自己人授予诺奖抢占舆论高地，先把知识产权拽在手里再说。这么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偷技术没有风险，中国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50万美元。
中科院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双方一直暗中较劲斗智斗勇，中科院由于各种原因曾在科技暗战中故意释放烟幕，让瑞典人上了不少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给中国人诺奖给得越多越容易穿帮，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大陆长期无诺奖获得者，而诺奖成果有很多谬误的一个原因。
举个例子，石墨烯纳米碳管本是中科院金属所放的一颗卫星，纯粹子虚乌有的研究。瑞典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抢先把诺奖授予英国人的石墨烯研究，向全世界宣告英国人的研究世界第一。再通过国际合作慢慢去套中国人的秘密，中国科学家出于私欲就是把国家秘密卖给英国人，也不会有人怀疑，反过来还窃喜从英国人那里得来国际合作的机会赚点私房钱。甚至还可以模仿电影《甲午风云》用尾炮打伤吉野，方伯谦吹嘘诱敌深入，来掩盖自己临阵逃跑的事实。笔者反对国家之间出于虚荣的对抗，国家之间的尔虞我诈最终只能由纳税人买单，因为罪恶才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回到屠先生的诺奖，屠先生从中医研究院退休时是个“三无”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她就是在国内中医行业也是默默无闻。笔者倒不是说无名之辈就不能得诺奖，只是好奇远隔千山万水的瑞典人是如何厘清中国科研单位里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
笔者无意否定屠先生对发明青蒿素的贡献，只是非常纳闷，瑞典人是如何知道屠先生是青蒿素的实际发明人的？仅仅凭屠先生是1959年出版的《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主编之一？笔者无意否定诺奖的积极意义，但笔者对瑞典人的眼光一直将信将疑。在屠先生做科研的年代，”中国科研单位发表学术文章有按作者名字字母顺序或笔画多少排列的，有的单位甚至论资排辈，按年龄、工作年限、学历、职称甚至性别是否少数民族等政治目的来进行作者姓名排序。有的作者因为特殊原因有用笔名、曾用名、重名甚至小名发表文章的。”中国人多，同一个单位同名同姓的情况不稀奇的。
那个年代，象屠呦呦这种带”封资修”色彩的名字很容易引起革命群众反感的，要想以疑似阶级敌人的名字发表科技文章或在文章中作为通讯作者，难于上青天。笔者对名字没有任何好恶，只是就事论事，那些疯狂的年代就有这样的荒唐事。屠先生发表文章的事情如果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确是个罕见的例子。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伪造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文献是出版业学术界心照不宣的秘密。有人考证过，著名的《左传》就是后人的伪托文学作品。
《诗经》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先生的父亲早有预言，她女儿将来会靠青蒿素出人头地？这是典型的牵强附会，有人引用《孟子·梁惠王》篇，“始作俑者，其无後乎”，始皇帝修兵马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孔子早就预言了秦始皇的兵马俑，为什么屠老先生不能预言他的女儿靠青蒿素得诺奖？“青蒿素”课题组其他成员的名字都不如“屠呦呦”响亮好听，寓意深长。莫非屠先生得诺奖也是因为名字好听？笔者一度怀疑，屠呦呦这个名字是否是瑞典人硬要给奖杜撰出来的。
青蒿素的发现是1969-1973年间的事，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发表科技文章是必须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按西方的标准，毛泽东才是所有科技文章的通讯作者。“有的作者如党代表，革命功臣等，没有什么实际工作或贡献，仅仅只是作为荣誉作者被列入文章。还有的作者是代笔作者，文章起草或润色的作者在中国传统上也可以不具体说明，作为最终作者之一被模糊列入文章中的情况也是有的”[1]。有人名声在外，通讯作者只是个后起之秀，为了文章能够顺利发表，把学术大佬、客座作者的名字列为共同作者的情况也是有的。某些情况下，共同作者对期刊文章的发表毫不知情。也有投机的人装作不知情，故意让文章发表，如果没有出现问题，就当仁不让把成果窃为己有，如果发现文章有问题，就出来做和事老，青年人缺乏经验，应该多包容多给机会。甚至有馈赠作者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做，作为挂名作者发表文章显得人多力量大，别人不敢惹。
那时候排第一的不一定是研究生，排最后的不一定是通讯作者，贡献最大的人可能排在任何位置。也有幽灵作者因为保密，防止阶级敌人暗杀搞破坏以及家庭成分等各种原因没有出现在作者名单中。那是一个提倡甘当无名英雄的年代，人人都在歌颂“平凡中的伟大”，很多科学家主动放弃文章署名权，提携后进，甘为人梯。在屠先生搞科研的时期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仅仅通过文章与专著很难界定谁是实际发明人。况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科研单位人际关系一直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复杂状态，清官难断家务事，即使当事人也很难判定谁的贡献最大，外国人要捋清楚谈何容易？瑞典人看中国人长得都一样，很难分辨出中国人之间的差别，给普通中国人授诺奖对瑞典人来讲其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实际情况是，目前瑞典人公开的理由不能证明屠先生比北京中医研究院其他同志更值得诺奖，瑞典人对中医研究院的了解并不多。据《东方卫视》报道，当时瑞典人给中国七个不同中医单位写信，你认为除你以外谁是青蒿素贡献第二大的人。523研究工程是国家保密项目，当时屠呦呦是中医研究院的院长，大家都只认识她，七个单位都说屠呦呦是除我以外青蒿素贡献第二大的人。所以，屠呦呦的诺奖是匿名问卷调查的结果，其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过证实，即青蒿素的实际发明人一直都是个秘密。
瑞典人按其独特的思维可以牵强附会主观认定北京中医研究院的任何人是青蒿素的发明者，别人还都无话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任何人的优点都可以被随意放大授予诺奖，每个人的缺点也可以被任意放大，拒绝授予诺奖。钱是我的，我爱给谁就给谁，别人管不着。又没有人强迫你们把这些垃圾写进中小学教材，那些误人子弟的傻事都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与诺奖无关。
屠先生获得诺奖后，网上有好事者起哄，中国政府歉屠先生一个公开道歉。屠先生的诺奖确实让中国政府骑虎难下，承认屠先生的贡献吧，她没有博士学位，连个院士都不是。承认她的贡献就是自认没有眼光，埋没人才。不承认吧，屠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生命科学奖的科学家，又不知道如何应付社会舆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中国政府不会。中国政府也不确信屠先生的工作是否真的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着实左右为难。屠先生的诺奖甚至导致中国2015年最高科技奖空白，屠先生的诺奖误导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又埋没人才了。中国的决策者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科技前沿到底在哪里？他们面对公众的质疑也力有不逮。
2016年的国家科技最高奖看上去是对屠先生这匹埋没多年的千里马的补偿，显示中国政府的开明，愿意与世界接轨。瑞典人是真伯乐，有眼光，在瑞典人后面跟风那是国际视野，时髦的东西没有风险。当然也不能说中国政府不谨慎，毕竟还是拖了一年多，等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才姗姗来迟，遮遮掩掩地授予屠先生最高科技奖，给社会舆论一个交代。
实际情况是，对屠先生的诺奖，一开始就有杂音。有国内学者曾质疑过，屠先生仅是个实习研究员，她只是青蒿素523研究工程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青蒿素工程是有500多科学家参与的“科研协作大会战”，贡献比屠先生突出者大有人在。如果非要低估古人的智慧，硬说青蒿素抗疟性科学发现是现代医学成果，最早发现青蒿素抗疟性的人也不是屠先生。余亚纲和顾国明最早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他们是用乙醇提纯取青蒿素的。实际上，屠先生一直用熬中药的办法提纯青蒿素，在北京最先用有机溶剂萃取青蒿素的人是屠先生的同事钟裕蓉，四川中药研究所酉阳分所最先得到有效青蒿素药物。
方舟子说：屠先生的伟大之处在其低温萃取青蒿素，其实，中学生也想得到用萃取效果更好的乙醚，没有人泡药酒时会加热处理。中学生也知道，乙醚加热会爆炸，只有傻子才会对乙醚溶液加热，“低温”又是从何说起？萃取不是金属熔炼，萃取都是在液相中进行的，所有的萃取工艺都是低温工艺。一个工艺是否先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乙醚毒性大对制药工人与环境的危害更大，这是屠先生工艺的缺陷之一。青蒿素是吃进肚子里面的内服药，吃的东西最忌讳用毒药加工，余顾二位先生替病患健康着想决定放弃使用乙醚萃取青蒿素自有他们的道理。
乙醚有剧毒，能够用来萃取内服药的乙醚相当昂贵，那是屠呦呦乙醚萃取青蒿素工艺的最大问题。青蒿素主要在青蒿叶片表面的分泌性腺毛中合成和积累，但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仅为其叶片干重的0.1-1%，如果能够提高单株植物青蒿素产量，人类就可以用更安全的办法，比如酒精萃取等提炼更干净的青蒿素，找到青蒿素产量高的植物一直是青蒿素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唐克轩长期从事青蒿素生物合成调控及腺毛发育研究工作，成功研制了多个高产青蒿素的青蒿品种，从2007年至今已经发表了57篇关于青蒿素研究论文。[3]所以，如果要认真起来，在青蒿素领域比屠呦呦贡献更大的科学家大有人在。
南美人用开水泡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那本质是在熬中药或泡茶，那种开水泡金鸡纳树皮汤喝起来很苦。英国就在金鸡纳树皮汤里面加苏打水、柠檬、琴酒与糖，发明了琴通宁饮料（Gin and tonic）。英国人靠琴通宁饮料战胜了疟疾，并征服了印度。金鸡纳树皮要用热水泡才有疗效，而黄花蒿不能加热，葛洪的偏方本质上是新鲜黄花蒿叶榨汁，冷水吞服。
青蒿素加热就失去药效了，青蒿素的制备过程不能加热杀菌。制药厂认为乙醚与乙醇一样有杀菌作用，用X射线杀菌具有成本高产量小的缺点，通常青蒿素药品根本没有经过消毒杀菌这个程序就出厂了。日本用高纯氟化氢制裁韩国半导体公司，高纯乙醚的制备与生产技术要求非常高，屠先生的运气好，青蒿素本身有毒性。能够用来加工内服药的乙醚非常昂贵，制药厂多用便宜的有杂质的工业乙醚提纯青蒿素。病人把青蒿素吃下去，如果肚子疼，医生就骗病人：青蒿素本身有胎毒等副作用，吃下去肚子疼是正常现象，没有人会去怀疑自己肚子疼的原因是吞下了工业乙醚及其杂质导致的乙醚中毒。
屠先生李代桃僵，替别人拿了诺奖，成了“摘桃派”。屠先生当年的同事现在大都还活着，如果有一天，瑞典人洞悉发明青蒿素的另有其人，取消屠先生的诺奖称号，中国政府是否也跟在瑞典人的屁股后面取消屠先生的国家科技最高奖？Bob Dylan的做法值得借鉴，钱领了，人不到场，即使以后诺奖被取消了，自己也有个台阶下。瑞典人迟迟没有取消屠先生的诺奖，是在等中国政府的公开道歉？谋定而后动，不可不防啊。
青蒿素是个万金油发明，可以杜撰很多理由把青蒿素捧上天，也能从中找些原因把青蒿素贬得一钱不值，别人还都无话可说。要看吹捧青蒿素的文章，请读方舟子先生的大作好了，笔者在这里给青蒿素泼点冷水，让大家清醒清醒。
黄花蒿治疗疟疾是老祖宗对人类的贡献，往深层次看，这是个战略问题。国际上贬低中华文化，抬高西方文明的贡献，让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处于劣势。国内长期教育年轻人，西红柿、番薯、橡胶都是舶来品，从来不提国外的很多物种如林檎、花红、大豆、稻粟、苦丁茶、黄花蒿其实是起源于中国。国内的教育本质是是不断矮化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为自己崇洋媚外找借口，也让中国的年轻人觉得欠了外国的人情，崇洋媚外向往到国外生活。
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屠先生的青蒿素与葛洪李时珍的黄花蒿或青蒿存在必然联系，这点与”葛洪的竹蜻蜓与现代直升机，寇准的二踢脚与现代火箭没有必然联系”完全不同。实事求是，现代直升机的发明人尤利耶夫从没有读过葛洪的《抱扑子》，所以现代直升机与葛洪的竹蜻蜓没有必然联系，而屠先生是直接从葛洪，李时珍的偏方中找到黄花蒿的。
逻辑上讲，要认定葛洪、李时珍是青蒿素的最早发现人也是有证据，可以自圆其说的。站在李时珍的角度，《本草纲目》中明确记载“秋后开细淡黄花，花下便结子，如粟米大，八、九月采子，阴干。”葛洪、李时珍的青蒿在本草纲目里有图有真相，就是植物学分类里的黄花蒿。可见李时珍生活的湖北黄冈地区青蒿就是屠先生用的黄花蒿，《本草纲目》讲得很清楚，青蒿可以治疗疟疾，只要找到《本草纲目》中记载的黄花蒿，提纯青蒿素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句话，说李时珍、葛洪是青蒿素的发明者也站得住脚。
实际情况是黄花蒿水浸、油泡、阴干、泡酒、盐浸、凉拌、研磨、风干或生吃，各种口服方式都可以治疗疟疾。根据《肘后方》︰”用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之。”葛洪明确指出，治疗疟疾青蒿这一味药就足够了，葛洪的偏方本身就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从这一角度，青蒿素的发现其实是523项目的副产品。现在回头看去，523是被重复立项了，523最多给个面上项目就可以了。523按国家重大项目立项有点过了，考虑到当时越战正酣，特殊时期特殊情况，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青蒿素其情可宥。
物理化学提纯青蒿素只是商业上的包装噱头，而不是治疗疟疾的必需步骤，不然五百年前中国人打摆子全打死了。所以，屠先生的贡献本质上只是把黄花蒿改头换面一下，换了个马甲而已，并没有实质性突破，青蒿素并没有象天花疫苗那样让人对疟疾终身免疫。况且青蒿素不是治疗疟疾打摆子的唯一选择，鳖甲汤、毛地黄、金鸡纳树皮、奎宁、辛可宁、奎尼丁、辛可亭、辛查米丁，表奎宁、表奎尼丁、氢奎宁、氢奎尼丁、辛可尼辛、奎尼辛、铜色树碱、奎胺、辛可那明、奎尼酮、阿立新、杷日素、常山根、常山素、红金鸡纳碱、甲基红金鸡纳碱、康奎那明、枯斯考尼丁、二康奎宁、金鸡勒鞣酸、奎宁酸、金鸡勒红、氯喹、羟氯喹、磷酸氯喹甚至针灸都可以治疗疟疾。民间还有拔火罐治疗打摆子的偏方，因为中医认为拔火罐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治疗疟疾这种循环系统疾病。其实民间治疗疟疾常山根用得多，常山的根含有常山素（Dichroin），常山素也可以治疗疟疾。
为什么康熙皇帝患疟疾， 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那是因为葛洪的偏方并不出名，当时康熙皇帝能找到的中医不知道葛洪的偏方而已。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没有效。就是因为葛洪的偏方不出名，当年屠先生才不得不在2,000多种草药中寻觅青蒿素。二、黄花蒿被中医生用来堕胎，没有任何御医敢随随便便给皇帝用打胎药。中国古代的皇帝最关心的是长生不老，中国的皇帝大都爱好炼丹，炼丹师首先要会认药。中国古人相信：子不学中医是为不孝。清朝的皇帝都懂中医，会认中草药。1960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分配工作，他申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医生，溥仪曾在战犯监狱里面给很多犯人诊治过疾病。雍正皇帝曾赐给田文镜龟龄集宝药四两及原药方一纸，以及“生子药方”，田文镜70岁还没有儿子，雍正看药方平和通顺连同鹿角赐予田文镜，这个例子说明雍正懂中药。雍正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会开壮阳药方子，自然认识打胎药。黄花蒿只能用来让暗结珠胎的宫女堕胎，给皇帝用打胎药是要满门抄斩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生天花发烧，苏麻喇姑用芨芨草治好了康熙的发热病。当时顺治宠爱董妃，董妃病重，孝庄让佟妃送芨芨草给董妃治病。佟妃故意说芨芨草是喂牛的饲料，顺治一听马上否决了芨芨草的治疗方案，怎能把牛吃的草给皇妃吃？结果董妃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死了，董妃的死直接导致顺治出家。御医就是知道葛洪的偏方，为了自保也可能选择不用葛洪的方子。伴君如伴虎，即使把皇帝的病治好了，一旦让皇帝知道用的是打胎药，也可能全家性命不保。况且让皇帝象牛一样咀嚼青蒿草不成体统，如果让皇帝生象牲口样咀嚼青蒿草，那样会惹恼皇帝。青蒿草纤维粗，不易消化，味涩吃起来难以下咽，“是药三分毒”，生吃青蒿草有胎毒、腹胀、肚子疼、轻微中毒等副作用，一般人都不敢随便生吃青蒿草。聪明的办法是用生吃甘蔗的办法，把青蒿草和糖放在嘴里咀嚼，汁吞下去，把青蒿纤维吐出来，再喝口清水，降低青蒿汁的副作用。或者象也门人生吃卡特叶那样，干脆把青蒿叶片洗净，拌上酱油辣椒醋凉拌当沙拉生吃。三、民间治疗打摆子有很多办法，如刮痧、拔罐、鳖甲、常山等，并不是对打摆子完全束手无策。这些治疗方案都不如葛洪的偏方有效，加上康熙打摆子最初被误诊为风寒，阴差阳错耽搁了康熙皇帝的治疗时间，才让随身携带奎宁的传教士捡了个便宜。
青蒿素是个发现再发展的过程，葛洪最早发现青蒿治疗疟疾，而屠先生再发展从青蒿提纯青蒿素。
类似从罂粟提纯吗啡，从吗啡提纯海洛因，人工合成杜冷丁等镇痛药或毒品。任何技术进步都应一分为二地看，工业提纯青蒿素浪费能源，增高消费成本，制造垃圾，污染环境。乙醚可以用来生产毒品，医药里把乙醚用作麻醉剂。乙醚是种易燃易挥发有刺激性气体，乙醚与空气混合可能发生爆炸。一句话，乙醚是种危险有毒的工业原料。青蒿素制备过程使用大量挥发性有毒的萃取剂乙醚，这会对制药工人造成身体伤害甚至危及工人的生命，屠先生曾多次乙醚中毒。
世卫组织明确指出，青蒿素不应单独使用，以免增加疟原虫的耐药性。青蒿素的副作用有恶心、呕吐、腹泻、胚胎毒性等不良反应，所以，中医通常不只用青蒿这一味药，根据”望闻问切”的实际情况辨证地加点黄芪、鳖甲、知母、桑叶、甘草、丹皮等避免副作用。有黑心餐馆、商店、食品供应商为了顾客不生病，直接在过期的食品中添加无色晶体青蒿素痢特灵，顾客吃了腐败的食物还不会感觉到有怪味，比掺加黄花蒿植物隐蔽性强得多。这也是青蒿素发明带来的负面因素，技术进步让人犯罪更容易逃避惩罚。这点倒是和诺贝尔发明炸药类似，用矽藻土炸药杀起人来比黑色炸药更简单方便。
当然化学提纯青蒿素也很多明显的好处，口感好，便于携带，剂量准确，用量小生效快，容易测定药物半衰期，临床容易制定给药方案，美观防腐，利于出口等，因为青蒿素比黄花蒿更象个商品。中医属于传统医学范畴，是偶然个人的经验积累，缺乏系统逻辑与验证。传统医学中封建迷信的糟粕比较多，比如一些民间中医生用黄花蒿的胎毒特性来打胎，中医理论很多地方似是而非又自相矛盾，远不如西医逻辑严密，欺骗性隐蔽性也远不如西医。在国内医学界，一直是西医统治中医。但在一个老中医眼里，屠先生的诺奖是瑞典人用来恶心中国人的，因为黄花蒿在中医看来是种打胎药。
美国南北战争以前，为什么黑奴的价格最高？是因为黑人身体条件好，不生病，能干活，寿命长。疟疾不是传染病，很多时候疟疾病患不吃药，靠自身抵抗能力强也能扛过去。所谓青蒿素的最大贡献是挽救了千万非洲疟疾病患的生命，这是原是老外的无知造成的。在屠先生搞科研的年代，中药是不允许出口的，更逞论拿到医院治疗疟疾？中医们被逼无奈才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把黄花蒿改头换面成青蒿素，把中药换个马甲变成西药，才能出口到非洲治病救人。
阿斯匹林是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中医照样可以把它当中药按中医理论来治疗病患。在中医”八纲辨证”里，热是与寒对立的一个基本概念，中医认为阿斯匹林本质上是一种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属水，水能克火，中医常把阿司匹林当麻黄汤使用，来治疗因火引起的疼痛、发烧、肺炎、中风等。西医则认为解热镇痛与花生四烯酸代谢有关，解热镇痛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疗程，这时所谓中医西医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
现代医学也借鉴了很多传统医学的思维，如口服避孕药用的就是三十六计，瞒天过海之计，口服避孕药丸本质上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复方药剂，孕激素欺骗卵巢子宫人体已经怀孕，抑制下丘脑促性腺激素，减少宫颈粘液的水含量，阻碍精子穿过子宫颈进入子宫和输卵管。雌激素抑制卵泡发育，防止排卵。雌孕两激素联手用假孕欺骗子宫卵巢，排斥精子与卵子结合，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而中医则聪明地利用口服避孕药的早孕副作用，来治疗月经失调，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一言以蔽之，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在有些领域很难界定谁利用了谁，谁抄袭了谁。
屠先生的研究团队最近在研究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皮肤病，多发于15岁~40岁女性，大约10个患者中就有9个是女性。红斑狼疮表现为皮肤病或关节炎，其实是与内分泌失调、肾功能不全、尿毒症、卵巢癌、肺泡癌、高血压等免疫系统疾病有关。青蒿素能够对红斑狼疮起作用，并有胎毒的副作用，这说明青蒿素在治疗疟疾的同时，可能同时对卵巢、子宫、肾、肺、血液循环系统、免疫系统造成实质性伤害，即青蒿素是种对皮肤、卵巢、肺、血管有害的慢性毒药。青蒿素治疗疟疾本质上是中医“以毒攻毒”思想的具体应用，但屠先生并没有一套公认完善的理论可以解释青蒿素对免疫系统的伤害机制，可以下结论：屠先生是一个平庸的中医研究人员。
屠先生既没有科学理论的凝炼，又没有技术上的实质性飞跃，一句话，屠先生什么也没有做，熬中药、泡药酒谁不会？与此同时，山东中医研究所与云南药物所都独立想到用乙醚低温处理黄花蒿叶片提纯青蒿素(黄花蒿素)，八十年代上海有机所的周维善等人利用烯醇醚在低温用酸处理过氧化产物也得到过青蒿素，当然上海有机所走的的是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工艺的路子，这与屠先生的工艺有所不同。加拿大植物生物所用微生物酿酒酵母与黄花蒿合成青蒿素走的生化合成的技术路线，这本质上是种酿酒提纯工艺。酿酒酵母合成青蒿素工艺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乙醚萃取虽效率高但有毒，而酵母虽产量低却无毒、无副作用。
熬中药本质上就是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从溶液中萃取药物，极性分子的水容易溶解并萃取出极性分子的化学物质，非极性分子的有机溶剂可以萃取非极性分子的有机药物，加热的目的是提高萃取药物的效率。屠先生虽然对外声称，她是物化提纯青蒿素，如果非要说把大分子蛋白质变成小分子是化学过程，也是可以的。但青蒿素的主要有效成分，即含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在黄花蒿叶片中与青蒿素中的化学成分与化学结构都是一样的。与用乙醇加热马钱子合成提取番木鳖碱不同，屠先生的工艺本质是利用相似相溶原理低温处理，完全是个物理过程。
中医有上千年的使用相似相溶原理萃取药物的传统，把中药放在曲酒、黄酒、米酒、高粱酒中浸泡，并在常温下保存，让非极性分子的乙醇慢慢萃取非极性分子的中药成分。青蒿素是不溶于水的非极性分子，青蒿素有热敏性，分子结构受热容易分解破坏，青蒿素受热也容易和萃取溶剂形成共沸物而被蒸发浪费掉。所以，要从黄花蒿叶片中提纯青蒿素，中学生也想得到用有机溶剂低温萃取青蒿素，具体温度在有机溶剂的沸点下去一个个慢慢找，并逐渐总结出青蒿素的熔点。青蒿素与绝大多数药品一样属于易粉碎药物，青蒿素的熔点测定过程《中国药典》上写得很清楚，技校生也可以准确测量青蒿素的熔点，所以，不能把测量青蒿素熔点拿来无底线吹嘘屠先生的伟大。
中学生也想得到用比酒精萃取效果更好的乙醚，中学生都会用四川人泡咸菜的泡菜坛子，或用东北人冬天腌制酸菜的陶缸进行大规模萃取。屠先生的独特贡献仅限于乙醚萃取与温热（30-45摄氏度）烘干，这个工艺的确是中学生也可以想得出的。一言以蔽之，屠先生的工艺本质上只是个黄花蒿草药研磨、泡酒、蒸馏并低温烘干的简单成熟古老工艺，原料与成品之间只有物理形态变化，没有分子结构上的化学反应，青蒿素与葛洪的青蒿本质上还是一样的中药，两者的差别仅限于浓度与外表的不同。有人会反驳：青蒿草中的青蒿素浓度太低，有必要提纯。浓度在医生看来一直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剂量，国内媒体有句名言：“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中医认为多吃几付中药一样可以达到西药的效果。屠先生的青蒿素是中药，而现在医院用的青蒿素衍生物是用生化合成、低温光照、冷冻干燥的工艺生产的，应该属于西药。百度上关于屠先生的文章偷换了概念，它把屠先生的中药青蒿素与青蒿素衍生物西药混为一谈。
国内有些专家唯诺奖为真理，非要找些理由吹捧屠先生的贡献，说屠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她证明了抗疟特效药的存在，这是从零到一的贡献。这就叫无知，葛洪一千八百年前就证明了天然抗疟药物的存在，哪用屠先生再去证明抗疟药物存在的可能性?
屠先生的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现在很多专家无知，他们不知道葛洪的偏方也是治疗疟疾的天然特效药。《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黄蓉说“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内必有解救蛇毒之药。其他毒物，无不如此，这是天地间万物生克的至理。这断肠草正好生在情花树下，虽说此草具有剧毒，但我反复思量，此草以毒攻毒，正是情花的对头克星。”黄蓉的“万物生克的至理”是从中国古代阴阳相生相克理论发展出来的，黄蓉不懂《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用植物学》，她只懂“阴阳相生相克”的道理。老祖宗相信“一物降一物”，毒虫叮咬的疟疾病必然存在天然克星-黄花蒿，辽宁、湖北等地农村夏天有一种牛虻，东北人称“瞎虻”、四川人叫“牛蚊子”。牛虻特别厉害，牛蚊子专门吸黄牛、水牛、奶牛的血。人被“牛蚊子”叮一下，皮肤上会鼓起拳头大小的包，轻的二三个月才能好，重的会得炭疽病、脑膜炎、甚至打摆子。牛马整天与蚊虫打交道，为什么牛马不打摆子？因为牛马天天咀嚼青蒿草，象牛马一样咀嚼生吃青蒿草就可以治疗蚊虫叮咬带来的风寒打摆子（疟疾）。由于热耐用性差，青蒿素不能加热或者煮熟了吃。这在中国南方农村是个妇孺皆知的常识，老祖宗的智慧比方舟子要高明得多。
瑞典人授予青蒿素诺奖，只能说明瑞典人不懂中医，中医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治疗伤寒病，中医提出“对症下药，辩证施治”治疗伤寒病，不仅在临床还是在理论上比西医先进了很多，只不过中医对伤寒的理论解释非常复杂，例如太阳病属中风者，可用桂枝汤，太阳病属伤寒者可用麻黄汤，阳明病可用白虎汤，少阳病可用小柴胡汤，太阴病可用理中汤，少阴病可用四逆汤，厥阴病可用乌梅丸，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随证治疗。（来源：百度百科）《伤寒论》中医药理不是外国人可以轻松搞清楚的，这可以理解。
笔者无意为中国古代阴阳八卦中医理论的愚昧辩护，笔者主张科研成果评价要客观公正。任何事物都有片面性，相对论、超导体、3D打印与阴阳理论一样有愚昧的地方。证明抗疟特效药的存在没有屠先生什么事，屠先生的诺奖只证明了一件事情，青蒿素是阴阳八卦“相生相克”理论对人类的贡献。
经济学上有个“框架效应”，在框架内强调低温乙醚萃取青蒿素的效率与诺贝尔奖的政治意义，可以给屠吆吆中国科技最高奖。如果在框架内强调“古代阴阳生克理论”发现了青蒿草的抗疟性，在框架内强调屠吆吆既没有科学理论的凝练，又无技术上的实质性突破。没有人会在泡药酒时加热处理，所以“低温乙醚泡药酒”是个人人都想得出的鬼主意，下结论青蒿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发明也合乎逻辑。[3]倒不是说小发明不能得诺奖，也不是说小发明不应该得到尊重，笔者的观点是象青蒿素这样的小发明数不胜数，是否值得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劳民伤财去学习。
现在医院中使用的青蒿素衍生物大都是掺入色素、糖精、漂白剂、防腐剂与添加剂，通过生物化学合成的，给人错觉青蒿素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所谓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商业需要发展出来的。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是屠先生发现青蒿素十多年之后的事情，化学合成青蒿素衍生物与屠先生的工艺已经没有太多关系了，屠先生的工艺本质上还是中药加工的物理过程。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政治挂帅，中国的行业都是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划分的，行业之间的分工泾渭分明。那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立场问题，中医研究院研究的只能是中药，西药研制在中医研究院是不可能被立项的，523被立项的目的就是到传统中草药中寻找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屠先生本人曾声称：“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所以，屠先生的青蒿素无论是从化学分子结构上讲，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讲都是中药，不是西药。
倒不是说简单古老成熟的工艺不能得诺奖，笔者只是反对盲目崇拜科技偶像，主张客观评价研究成果，实事求是才是评价科研成果的正确方式。
实际情况是：屠先生的研究本质上是种伪装术。青蒿素可有可无，生吃青蒿叶片就可以治愈疟疾。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知识产权法保护，中医搞了很多伪装术以假乱真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四君子汤”号称只有四味药：人參、茯苓、炙甘草、白术，其实“四君子汤”还有两味药：生姜与大枣，少了这两味秘而不宣的成分，“四君子汤”的效果大不一样。再如“川贝止嗽散”中川贝母只有一丁点，主要成分是：桔梗、川石斛、半夏、苏子、茯苓、薄荷、杏仁、桑白皮、橘红、谷芽、甘草等。取名“川贝止咳散”容易瞒天过海，既有广告效应，又可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如果用乙醚把青蒿素从叶片中萃取出来，一样可以瞒天过海把老外蒙得一塌糊涂。青蒿素就是这样骗过诺奖委员会，骗过全世界的。
青蒿素的诺奖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青蒿草在市场上只有空心菜的价格，经过乙醚提纯青蒿素这一工序，药企可以获得人参燕窝鱼翅的利润，商业利益才是授予屠先生诺奖的真实原因。从这一角度，屠先生的工作其实是在伤害病患的利益，即青蒿素的研究是有副作用的。
屠先生测量的青蒿素晶体的熔点和分子量也是有争议的，她五十年前用的那些分析化学方法本质上是无穷大对比无穷小，系统误差太大。现在学术界已有结论，用量筒烧杯只能定性说明，而不能定量分析高分子分子量。做实验就是戴手套也没有用，一句话，用物理天平手工测大分子分子量可靠性太差，因为系统误差超过可接受范围，实验结果千人千面，既不合逻辑，又很难重复，钢卷尺能做游标卡尺的工作吗?图中屠先生做试验时没有戴手套，估计是为了拍照忘记了，并不能证明屠先生不懂实验室程序与规范。青蒿素是种含有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包含羧基与羟基，醇或酸的酯化可逆反应，以及脂肪类化合物必然存在可逆中间相及大量无固定熔点非结晶态组织，吸热放热是同时进行的，还有大量无法预测的结晶潜热，热分析法测量出来青蒿素的熔点不准。不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会投巨资研究相场法，二次结晶法，WBM法等测量脂类化合物的熔点。
科学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只能是造福人类，如果科学研究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就走入歧途了。
笔者不得不把话说得直白些，因为直截了当可以提高效率，不然国内那帮教授就会把屠先生五十年前过时的办法作为真理拿到《药理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材料学》的课堂上乱讲，误人子弟。自从青蒿素得了诺贝尔奖，好家伙，华夏大地上刮起一场青蒿素旋风，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青蒿素包治百病：打胎、红斑狼疮、预防感冒、抗高血压、治疗癌症、打蛔虫等等，虚荣心真是害人害己。
瑞典人给屠先生诺奖，让人联想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段誉指着邋遢的帐房霍先生说是自己的师傅戏弄南海鳄神，《神雕侠侣》中杨过说小龙女是自己师傅嘲笑霍都。总体感觉屠先生得奖是瑞典人在讽刺中国人，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屠先生的诺奖应该是她今年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直接原因。
如果瑞典人想冒险，在中国创造一个神话。青蒿素是个合适的突破口，青蒿素的特点是见效快。打过摆子的人都知道疟疾的厉害，发烧畏寒冒冷汗，停不下来。服下青蒿素30分钟就见效，不打摆子了。很多老中医就是在病人发疟疾打摆子时，趁机给病患几颗青蒿素树立起自己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神医形象。化学提纯过的青蒿素出于商业需要，加了漂白剂、染色剂。其外观与中草药完全不同，治病立竿见影的无色晶体，看就是现代医药，谁也不会把青蒿素与传统中草药联系起来。授予青蒿素诺奖，没有人会去怀疑它的知识产权。
屠先生完全可能是瑞典人在中国做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一角度，屠先生其实就是实验室里的一只“小白鼠”，全人类都是试验对象？就像马克吐温的荒诞小说《百万英镑》一样，把诺奖随便授予北京大街上的一个退休老太太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平时无人问津的退休老太婆摇身一变，立马成为研究院的终身首席科学家，宁波老家的房地产大涨，被总理问候，被全国人民牵挂，被总书记授予国家最高科技奖，诺奖在中国带来的实惠远超百万英镑。
等到时机成熟，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把钱追回来。区区50万美金科研经费，就摸了中国决策层的底。区区50万美金就可以罔顾史实，明目张胆篡改人类科技史。瑞典人恍然大悟，原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水平不过尔尔，中国高层的虚荣心还是蛮强的嘛。50万美元就可以控制中国的教育方针、科技文化政策、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对外科技交流政策等，区区half million 就可以把13 亿泱泱人口大国玩于股掌之上。这笔投资绝对值得，瑞典人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这是在中国发生的真实版《百万英镑》故事，精明的瑞典人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诺奖评审委员会就有那么任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贝尔奖常常把薄伽丘《十日谈》中的恰贝莱洛式的人物包装成伟大的科学家。
瑞典人非常擅长创造《百万英镑》的神话，比如在印度平民窟随便找一个褴褛的老修女授予诺奖，让反对的人鸦雀无声，该修女立马被写进人类文明史，成为人类伟大女性与道德楷模等。笔者无意否定特蕾莎，爱莉丝芒罗，屠先生及其他伟大女性对人类的贡献，只是想善意提醒人类社会还有更多的普通的无名英雄在默默地奉献，这些普通人一样应该得到国家的帮助，笔者还想说明盲目崇拜学术权威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错误的。
换个角度看屠先生的诺奖，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技术伦理学案例，让人既想笑又想哭。瑞典人一次偶然的蜻蜓点水似的科学赌博与冒险，必然导致国内那帮专家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不顾中国千千万万青少年的利益，把屠先生的名字放进中国科学史中，并排在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的前面，让全中国的中小学生顶礼膜拜，在我们这个荒谬的时代那是完全可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类似杨振宁李政道的骗局将毫无悬念地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下去。
总结，还是那句老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016中国国家科技最高奖励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结果，是无知与偏见造成的，是没有准备好的原因。对于科研成果应该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盲目崇洋媚外。毕竟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与照顾，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真理之上。
注: 图片来源于科学网， sciencenet.cn
参考文献
[1] http://www.vanforum.org/2643425991/-21
[2]https://www.vanforum.org/3838632842122982669426550259282421212299.html
[3]https://mp.weixin.qq.com/s/tzVqBJ8fwQdCjCw9Cd0b-g
2020年10月31日第二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