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海交大徐祖耀院士
羽飞，June 7，2017
从网上惊闻徐先生“晏驾”的消息，往事涌上心头，泪盈满眶，又一位博学多才的院士离开我们了。
往事如烟，徐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第一次与徐先生近距离接触是1987年的夏天。笔者刚进入交大材料系读本科，徐先生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老骥伏枥发挥余热 ，他作为回聘教授给新生介绍学校情况。
徐先生是咱们宁波人，宁波人讲话有点象重庆人，比较硬，感觉宁波人骨头硬，凶，说话直来直去，直言鲠议是宁波人的优点。苏州人讲话有点类似成都人，要糯一些，苏州人比宁波人更讨人喜欢。宁波人待人接物粗中有细，又聪明，在上海滩混得最好的外地人一般都是咱们宁波人，上海话中的“阿拉”，“后生”，“小姑娘”等词汇的源头就是宁波话。这些知识都是笔者与应同学闲聊时听来的。应同学是从宁波考到清华的地道宁波人，笔者所在的金属所研究生班班长，而楼同学是浙江绍兴人，笔者所在研究生班党支部书记，笔者的好朋友大多是浙江人。印象中宁波的石斑鱼挺好吃的，就是太贵了。应同学经常带一些宁波干鳗鱼给大家分享，现在想起来还象发生在昨天。
徐先生给人的印象更象苏州人，是个典型的糯米老头。徐先生在很多人眼中就是一副抠抠馊馊，穷酸落魄的猥琐形象。他长期住10平米的小屋，不比穿布鞋上课的李小文院士好多少。那时候，徐先生退休了都还没有结婚，跟他的姐姐与弟弟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材料系有研究生传言，徐先生年轻时是同性恋，只喜欢男生不喜欢女生。应该是这些个人生活问题让徐先生一生郁郁不得志。那时上海高校流行弗洛伊德的学说，J同学曾说徐先生有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所以是个老光棍。
徐先生在家经常被他的姐姐骂得狗血淋头，狼狈不堪，是个被虐狂。宁波人嗓门大，一家三口经常吵得鸡犬不宁。据传，徐先生还享受吃篾片坐飞机等家暴待遇，给人印象徐先生就是一现代版”孔乙己”或“泼留希金”。徐先生的这些逸闻轶事都是材料系师生间口口相授一年年传下来的，小细节虽然有些罔顾事实，但听到的人多多少少对这位另类院士经历啧啧称奇。那时候徐先生体弱多病，象个随时撒手人寰的病夫，根本想象不出徐先生其实是能活百岁的长寿老人。
徐先生名声在外，笔者上高中时就知道上海交大有个名人，徐祖耀先生。实话实说，徐先生是笔者见过最窝囊的院士。可能是当时徐先生已经退休，作为返聘教授在材料系工作。返聘教授说得难听点就是临时工，加上徐先生垂垂老矣，在材料系根本没有人听他这个小媳妇的话。回想起那时候徐先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独，笔者心中一阵伤感。当时材料系人才荟萃，林栋梁、胡庚祥、吴人杰、张国定等教授正值壮年，事业如日中天。吴建生、张荻等老师还是后起之秀时，徐先生就已经退休了。林栋梁教授是当过交大副校长的人，吴人杰教授是拿国务院津贴的863专家，张国定教授从清华调到交大，建立金属基复合材料实验室并任系主任，材料系没人把徐先生这个小媳妇放在眼里。交大有不少从清华北科大调过来的教师，因为上海远离政治中心，评职称、评院士比在北京竞争稍小些，感觉要容易点。
在笔者考大学选专业的年代，有个窍门就是看这个专业有没有博士点，有博士点，这个专业就是该校的强项。金属基复合材料实验室是当时国内唯一有博士点的复合材料国家实验室。五系以铸锻焊为主，不受好逸恶劳的学生喜欢，当时交大在上海滩虽有”破五系，烂八系”的戏称，但五系毕竟有两个博士点，在交大算实力雄厚的院系。五系原本是个大系，88年才分成材料科学系与材料工程系，即材料科学与热处理两个专业组成五一系，铸锻焊组成五二系。笔者所在的五一系只有两个专业，每年招百把个本科生，改革后成了交大最小的院系之一。所以，徐先生们才有能力对个别优秀本科生一对一开小灶特殊辅导。
老曹父母都是清华的教授，他本人就是在咱们清华园长大的。老曹经常向外地同学吹嘘他如何在颐和园游泳、圆明园钓鱼、什剎海滑冰，把外地同学羡慕得要死，大家从小深受电影《祖国的花朵》熏陶，外地学生能在北海划船，在昆明湖钓鱼简直是人生幸事。一次笔者问他为何不读清华，大老远跑上海来念书?老曹含血愤天地说：“北京清华竞争太大，简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估计是长期在清华园被熏陶，老曹也是个洋奴，胸前自豪地別着NASA胸针，据传是他老爸访问美国时带回来的。老曹交大毕业后去了新加坡，这是后话。
材料系个个都是人物，没有人真把徐先生这个无权无势的退休老头当根葱，感觉当时徐先生在材料系如坐针毡，很不舒服。徐先生知道自己说话不太正经，管不住自己的嘴。那段时间，徐先生对任何社会活动都敬谢不敏，以邻为壑，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
刚开始徐先生不是这样的，徐先生无论对工作，还是对别人，都很热心。当时，大家都认为徐先生这辈子没戏了，徐先生退休差不多十年后，蹉跎到95年下半年，徐先生以75岁高龄增补为中科院院士，媳妇熬成婆，人生高潮终于来到。徐先生当时连博导都不是，直接从退休教授破格增补为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院士称号是中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名誉，为了评院士，科学家们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也是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从交大官方的记录看徐先生增补院士的年龄是74岁，赶上了增补院士末班车。坊间一直有风言风语：徐先生为了当院士把年龄改小了一岁。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干什么都有个年龄规定，所以在中国为了当官、职称、分房、参军年龄造假是个普遍现象。倒不是说徐先生水平不够，因为徐先生长期被当成社会沉渣看待，大家虽然都嘴上承认徐先生的水平评个院士还是够格的，心里多少有些歧视同性恋。
徐先生75岁增补为院士曾是中科院院士制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外界沸沸扬扬议论了很久，议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徐先生的年龄，有意无意把徐先生的历史回避了。
实际上，徐先生开了个先例，徐先生一当院士就资深了。中科院规定年龄超过75岁就是没有表决权的资深院士，即只拿钱不干活的院士。因为徐先生这种特殊情况，中科院又把资深院士的年龄提高到80岁。这样，徐先生有没有年龄造假就不是问题了，他自然而然成为中科院这项改革的首位受益者。
广义来讲，杨振宁九十多岁当中科院院士还得益于当年中科院为徐先生开的先例，杨现在中科院应该还有表决权。徐先生的院士估计是柯俊、肖纪美、李依依等学术大佬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徐先生的补偿。毕竟科学院工程院增补院士都必需院士提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徐先生在北京的院士朋友还是不少的。
直到今天，学术界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徐先生当院士是江总一手策划的。因为在当年的院士大会上，江总在人民大会堂把中国学术界的大佬们找来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本质就是集体刮胡子。在坊间，徐先生被认为是江总从上海塞进中科院的私货。这里有个历史原因，从毛泽东、郭沫若时代开始，中国的一把手对于谁当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有最后决定权。中科院一直都是江总的地盘，在中科院，江总是真正的一言九鼎。
江总的手法就象他的扬州老乡，”韦小宝”，感觉他模仿《天龙八部》段誉说账房霍先生是自己的师傅嘲笑南海鳄神，把徐先生搞进院士队伍嘲弄整个学术界。瑞典人也是跟江总学的这招，到中国的大街上随便找个北大女学生，宁波退休老太婆授予诺奖，你能把我怎么样?徐先生当年增补院士曾让学术界不少人吃了苍蝇，恶心了很久。情不自禁仰天长叹：“最高领导人做事有些昏聩。”实际上，江总并不是徇私，徐先生增补院士看似侥幸，其实他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增补中科院院士有些类似古代的“察举制”，或者“举孝廉”。有人私下嘀咕过，徐先生年龄太大了。江总曾力排众议：“公孙弘70岁举孝廉，田文镜72岁当河南总督，百里奚74岁见秦穆公，郭子仪75岁授尚书令，黄汉升75岁斩夏侯渊，廉颇80岁还在打仗，徐老师才74岁为什么不可以当院士？”这个段子是徐先生自己说出来的。那时，交大能让江总称呼“老师”的教授不超过十个，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徐先生增补院士那年的确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候选人，矮子中间挑高个儿。院士的位子不能空着，大家只好把老态龙钟的徐先生推出来。徐先生是作为中科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榜样选进来的，年龄的确不应该是增补院士的障碍。科学研究本来就不应该墨守成规。
从这一角度，徐先生就是一现代版百里奚、公孙弘，他生活俭朴，对人谦逊，德高望重。可能因为徐先生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多，徐先生有点墙头草性格，对人圆滑，处事有些道貌岸然。但这些小缺点并不妨碍徐先生受大家的尊敬，毕竟人无完人，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呢？
笔者并不反中共，笔者认为罪恶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天地都要象衣服渐渐旧了。《希伯来书》1:11
从交大毕业二十六年后，蓦然回首，悠然沧桑。
平心而论，上海交大是一所相当优秀的大学，交大的毕业生是国内一流。上海交大在武书连的《大学排行榜》上能排全国第四，笔者高考时全国排名第一的中国科大，现在排在前十以外，让人意外。
交大当时自诩咱们上海滩的民主堡垒，笔者对交大教授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特别崇洋媚外。上海的富庶全国第一，上海人的虚荣心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上海人不顺心的时候只和北京人比，上海的钱都让北京拿走了。不少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只对外国人高看一眼，后来还加上港澳台，在上海一些势利人眼中，黑人都比外地人高一等。记得徐先生在课堂上吹嘘：“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在苏联之上。”笔者是四川人，四川人是参加韩战越战的主力，四川人是最不吊美国的。四年交大奴化教育，笔者也被驯化成洋奴了，成天想的就是出国留学。这要归功于徐先生这样的教授们的谆谆教导，潜移默化。他们对美国并不了解，却常常以内行的身份教育自己的学生，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徐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旅游看风景还是要去美国加拿大，国内的风景没有什么看头。嗯，国内有个景点可以去看，那就是黄山”。估计是因为徐先生当时在重点辅导黄山市高考状元H同学，所以他对咱们黄山风景高看一眼。
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教授们鼓吹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其目的是想把国内的考试精英们骗出国。
徐先生曾点评世界各国的博士学位：“法国博士水平最高，美国博士最容易拿，俄国博士不好拿，中国博士水平最低。”这番话把老黄的太太鼻子都气歪了，黄夫人就是交大博士。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徐先生从未去过美国加拿大法国，完全是在信口胡诌。
我 不 知 道 ， 我 岂是 看 守 我 兄 弟 的 吗？ - 《创世纪》 4:9
戴海波是机械工程背景，六系本科留校的。不光交大，中国大学都有把自己的学生留下来教书的传统。交大在华山路上，徐先生的理解是华山派授徒，师兄教师弟。徐先生是从北京钢铁学院调来交大的，常常调侃交大本校留校教书的学生。戴海波是校团委副书记，二教副主任，后来听说搞小三离了婚。当时五系材料系与六系机械系都属第二教学部（二教），所以笔者对戴海波有印象，戴个子不高，敦实，看就是个当官的料。
人无完人，笔者对交大的感觉是没有价值观，记得有一件事印象特深。当时竞选校学生会主席，如果能够当校学生会主席，入党，留校，保研，进中科院得天独厚，比其他同学要容易很多，所以学生会主席位置的竞争非常激烈，老莽莫名其妙当选了。有同学开始嘀咕进而义愤填膺，老莽的智商中等偏下，就是个平庸的学生，他凭什么当学生会主席?戴海波安慰大家：“老莽的爸爸是从事酵母细胞自噬，吞噬phagocytosis研究的科学家，与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是同行，更重要的是他爸爸是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大家恍然大悟，原来交大的优秀学生是靠拼爹拼出来的。北大清华复旦也拼爹，其实中国的重点大学都看学生背景。徐先生曾说，交大在上海滩，有地理位置优势，交大可以在北京招到不少高官子弟，所以上海交大比西安交大发展后劲更足些。精英教育发展到最后只能是拼关系与背景。类似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南方人除非在北京当大官，南方人在北京如果没有背景其实挺受歧视的。
徐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他经常帮助别人，不求回报。据传，戴留校就是托徐先生的人情，李从北科大分配来交大，X同学读金属所研究生也是通过宁波老乡徐先生走李院士的路子。大家都是从北科大出来的，老同事的面子还是要给的。这个情况是老高讲出来的，二班的老高交大毕业后，全班就他一个人读了北科大的研究生。老高常说徐先生，李伟老师，李依依院士都是北科大毕业的，搞材料还是要去北科大。由此管窥蠡测，交大与北科大的关系源远流长。徐先生曾指老高和笔者语重心长地说：老高的辅导员是北科大研究生毕业，所以老高去北科大读研，你的辅导员是金属所的研究生毕业，所以你应该去金属所读研。师兄教师弟，路都安排好了，放心去吧。当时，徐先生的想法是我们研究生毕业后回交大当老师。我们都把徐先生的教诲铭记于心，并贯彻于行，分别报考金属所与北科大的研究生。
笔者竞争北科大校长第一轮就因国籍与博士学位问题淘汰，平心而论，北科大的校长们既无学识又无勇气质疑他们顶礼膜拜的学术大佬，当代”岳不群”而已，还差得远。笔者曾收到过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邀请，说是根据大数据分析笔者可以去清华读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能力公开质疑他们引以为傲的偶像，杨振宁的贡献”杨米尔斯场”吗?笔者表示怀疑，还是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清华园读书的好。
徐先生在学生中与H同学的关系最熟稔，H同学当年是黄山市高考状元。H同学从大三开始睡笔者上铺，我们的集体宿舍大一大二在闵行校区，大三大四在徐汇校区。闵行校区住四人一间，徐汇校区七人一间，住宿条件闵行好过徐汇，但徐汇校区生活比闵行校区要方便很多，大家还是愿意挤在徐汇校区。H同学是大三才搬到我们寝室，H同学在我们班上有“物理博士”的称号，大家公认物理水平最高的学生。当时非常奇葩，H同学物理第一，笔者物理补考，两人上下铺，差别就有那么大。
H同学来自畎亩，家境贫寒，却是高考状元，刚进交大时被作为自强不息的典型培养。H同学是家乡父老敲锣打鼓送到上海来的，H同学所在的高中以培养出H同学那样的人材骄傲。H同学都大二了，还在给其毕业高中写信，向高中学弟学妹们介绍学习经验，那时感觉H同学就是电影男版《黄山来的姑娘》原型。L同学有次看到H从教室走出来，他脱口而出：“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可能是有人捣乱，L同学刚进交大时曾被安排睡女生寝室，可见学校管理有些混乱。
上海交大一直”敢为天下先”，现在时髦的小班制度，教授一对一指导本科生，八十年代交大就开始搞了。徐先生从大一开始就特别照顾H同学，经常给H同学开小灶。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图书馆借不到的参考书籍，H同学都有搞到，这大概是徐先生说黄山这边风景独好的原因吧。
天有不测风云，“六四”是个分水岭。历史往往一念之间发生180度转弯，人的心思就象水一样，在上帝手中随意变成任何形状。”六四”殃及池鱼，寒门贵子的奋斗忽然之间不吃香了。社会上掀起”拼爹”热潮，H同学的基础课成绩总是第一名。”六四”过后，理想幻灭。从大三开始，H同学的功课一夜之间忽然变得非常平庸，感觉整个交大的好学生都变成会来事的主，个个都变成魏忠贤，李莲英那类角色。徐先生是这样解释的，素质教育的优越性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内地学生是应试教育考出来的，上海的学生都是素质教育，所以上海学生成绩绝不会象乡下应试教育的学生那样大起大落。
笔者的《算法语言》得了77分，这是本寝室在闵行校区的最高分。辽宁大学李木教授（不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曾说，《算法语言》只给77分，你们交大的老师给分太抠门了!在辽宁大学，李教授很少给他的学生85分以下成绩，当李教授的学生无比幸福。在美国，辽宁大学生的本科成绩比交大学生高出一个档次，进美国名校的机会肯定超过交大。咱们辽大校友王恩哥的本科成绩绝对超过大多数北大本科生，所以王院士能当北大校长。
徐先生曾拿H同学与老曹作例子，老曹的《算法语言》课程得了全部班最高分90分，那是因为老曹父母都是清华教授，龙生龙，凤生凤。老曹高中就开始玩苹果电脑，而H同学是玩泥巴长大，靠死记硬背考进交大，后劲明显不足。
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谁也不去怀疑老师会作弊的。从那以后，H同学对徐先生不再称老师，开始直呼其名：“徐祖耀！”H同学其实也明白人都是要老的，尊老敬老是理所当然，只是环境太恶劣，让人实在无法忍受。
由于专业课成绩不突出，H同学毕业时没有得到预期的保研机会。他坚决不考交大的研究生，毅然报考上海硅酸盐所的研究生。笔者考研究生的时期，能够去中科院读研究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科院是科研国家队，去国家队搞科研是最好的出路。
H同学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状元的神话是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更料不到造化弄人，高考状元考研会落榜，会最终泯然众人。现在人才市场上万马齐暗的局面是整整一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
考研前，笔者就有预感，H同学考研凶多吉少。其实在全世界的学校都有这个现象，老师把学习成绩稍好的学生提拔起来，给其他同窗做个榜样。既然是榜样，好学生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与其他同学老师周旋，自己能掌控的学习时间反而少得可怜。时间一长，榜样自己的学习进度反而落后了。老师也意识到这点，榜样肚子里的墨水少得可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老师暗中给学生榜样一些帮助作为回报，为自己平时工作不负责任遮羞。这就是很多好学生的平时成绩单相当漂亮，但一遇大考就蒙的原因。有时候老师好心帮倒忙，暗中给榜样高分，或者给榜样找些理由，榜样考试临场发挥不好。这反而误导榜样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水平，该掌握的知识有没有学到家。周围的人也长期稀里糊涂，平时成绩好的学生大考成绩差，平时一般成绩的学生大考反而优秀，到底谁是好学生?
H同学睡笔者上铺，笔者很清楚他长期给别人介绍学习经验，自己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靠教授们的暗中帮助，早就挂科补考了。
果不其然，考研结果下来后，全班参加考研的同学中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其中就有“物理博士”H同学。H同学多方打听，最后还是徐先生说出来的：H同学《政治》考试没有及格。X同学分数也没有上线，不也被中科院扩招读研究生吗?那是中科院照顾浙江的名额，你又不是宁波人绍兴人，当然没机会。H同学报考的又不是浙江定向研究生。
人比人气死人，Y同学保送交大研究生，以后还会送到达特矛斯，普林斯顿。人家姓俞但不是重庆人，是浙江人，人家Y同学以后要回浙江工作的。X同学以后要回宁波工作的，你去不去宁波工作?这番话是真的，三年后，X同学从中科院金属所研究生毕业后，也回到家乡宁波工作。当时，徐先生的回应确实把H同学气得直跺脚。
徐先生非常擅长做思想工作，他安慰意兴阑珊的H同学：上海的研究生比沈阳难考得多。H同学落榜，X同学扩招是很正常的。听的人当时觉得有道理，可以自圆其说，事后想想也不合逻辑。还有两位平时成绩远不如H同学的同班同窗不也轻松考上硅所研究生吗?其中一位外地同学多年后还当了上海硅酸盐所的所长，众所周知，该同学的基础课成绩远不如H同学。研究生考试课目都是基础课程，而非专业课程，所以交大本科课程成绩单远不能体现本科生的实际水平。
X同学考研分数不够，被扩招进中科院当年曾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X后门读研是宁波市政府让中科院下决心在宁波建立材料研究院的锲机之一。对全国莘莘学子应该公平对待，X同学是渔民的儿子，他进中科院意义重大，甚至是国务院力排众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诱因之一。高校扩大招生，高校开始收学费与当年中科院扩招X同学事件，高考状元H同学落榜密不可分。多年以后，X同学从宁波公派访问瑞典，他站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感慨万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宁波老乡徐先生真是深谋远虑。
H同学也感到岌岌可危，他为了前途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拎着礼物上徐先生家登门拜访，到办公室等徐先生，托人说好话等，可能是运气让H同学的努力消弭于无形。记得那时候陈良宇还在黄埔区当区长，陈良宇的老家也在宁波，感觉在上海滩混得好的外地人多是宁波人。H同学的策略总的来说是对的，箇中原因，当时交大的校长翁史烈、书记何友声都是咱们宁波人，H同学毕业后积极去宁波工作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为他日后调回上海工作打下了不错的人脉关系。
H同学毕业后没有回家乡黄山市，而是去了徐先生的老家宁波工作，浙江还是比咱们安徽要发达一些，这算是对高考状元的补偿。那时的思维在以“户籍”为圭臬的层面上，这就是徐先生老谋深算的地方，我一个退休老头有什么办法?H同学是家乡父老敲锣打鼓送到上海来读大学的，H同学离开上海时孤零零，那与家乡父老众星捧月送到上海读大学时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心疼可怜。H同学离开上海去宁波时，只有笔者一个人把H同学送到上海火车站。在月台分手时，唏嘘同学一场如白云聚散，人生离别，亦复如斯。H同学泪眼婆裟地感叹：“我们从此天各一方，今生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你给我说实话，为何从不与J同学说话。”笔者答：“他把女朋友带进男生寝室当众过夜，这朋友没法做。”H同学从背包里拿出两本书递在我手里说：“这两本书《金属学原理》、《相图与相平衡》是徐祖耀送给我的，我现在没有用了。你马上要读研究生，可能用得着，我送给你吧。”那两本徐先生的大作虽早已朱颜旧，但今犹在笔者老家重庆的书堆里安静地躺着。回想往事，泪流满襟。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全国一盘棋，蛋糕就那么大。大城市当然想多分一些，如果可以通过作弊的方式，把小地方来的状元比下去，一箭双雕。既可以从国家多争取资金，又可以让小地方的人心服口服。我们的状元只能在上海混个中等水平，上海的教育质量的确比我们小地方要高明得多。当然最好是让小地方自己作弊内定状元，大城市的学生可以名正言顺地欺负小地方来的假学霸。大多数小地方不知情的人也自惭形秽，落后就要挨板子，没有办法的事。大家都假装不知，小地方弄虚作假比大城市过犹不及。笔者是赞成高考，研究生入学全国统考盲评的方式，这样做客观一些，腐败少一些。其实全国公务员录取都应该采用高考的方式，甘肃人可以报考上海的公务员，北京人可以考新疆建设兵团的干部，广东人可以自由报考四川的公务员等等，公务员行业本身就应该五湖四海。
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最好写照。当笔者拿到加拿大国籍后，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才发现：中国的问题是如此简单，田忌赛马，古往今来，从安禄山到杨政宁，只要能控制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或者控制了政治局那几个委员就可以控制全中国。只要把一个智商底，好虚荣，鲁莽懦弱无能的人扶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学术界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掌控中国那几百个两院院士，就能控制中国的教育科研及科技政策。要控制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其虚荣心，如果一个人被其虚荣俘虏，他就成了自己虚荣心的奴隶，别人就可以利用其弱点控制他。如果一个领导人怕丢掉自己的位子，他就会牺牲所有人的利益去保住自己的位子，这人就不是个好领导人。
江总的情商相当高，治大国若烹小鲜。笔者在交大念本科时，江总还只是上海的市长。那时是市长负责制，市长的权利大过市委书记。江总经常到上海各高校找学生们讲话，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江总的特长是看人说话，他在复旦总是强调，自己是交大毕业的，是学理工科的。言下之意复旦是所文科大学，学的东西不实用。在交大，江总一般都强调他儿子是复旦毕业的，现在美国读博士，其潜台词就是美国博士的水平当然是高过交大学生。江总聪明地用理工科制衡文科，用外国制衡中国。据传，江总在苏联经常用中国文化传统吓唬俄国人。
江总的心理学功夫超一流，他擅长模仿。有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江总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不比赵忠祥差。当然笔者见到的江总可能是个替身，但中国的领导人没有用替身的传统。当时风雨飘摇，江总长期忍气吞声，只是个随时准备下课的上海市长，级别应该还够不上用替身。江总的扬州口音是他当了总书记后才自然而然露出来的。因为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赵紫阳都是用家乡土话对全国人民发指示，江总有样学样，这叫牛。
徐先生曾竖起大拇指，毛泽东游长江，邓小平游北戴河，还是我们江总牛，他游到夏威夷去了。虚荣心导致中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位子，在国内对人民奴化教育，国外迎合美国的利益，给俄罗斯割让土地换取支持。倒不是说，土地换和平，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不好。关键是弱势群体在最高领导人心里有没有分量？只有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社会才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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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专业，《大学物理》会分成《四大力学》，或声，光，电，磁，热五门课，即《声学》，《电磁学》，《热学》，《光学》及《原子物理学》。与此类似，材料科学专业如交大材料系把一门课《金属学原理》分成五门课，由五个老师分开来讲。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只修《金属学原理》这一门课，全世界大学的《金属学原理》课程都包括这五个部分《晶体学、晶体结构、晶体表面与界面》、《固态转变、相图与相平衡原理》、《金属与合金中的扩散模型》、《金属凝固、偏析、回复与再结晶原理》、《金属位错理论及塑性形变》。一句话，《金属学原理》是材料系学分最重的一门课。国内重点理工科大学几乎都有自己编写《金属学原理》教材，大同小异，一般都抄袭冯端编科学出版社87年出版的《金属物理学》。
北科大就一本书，一门课《金属学原理》。据传《金属学原理》在北科大是门相当恐怖的课程，极端的时候，一个班有三分之二的本科生补考《金属学原理》。每年有相当多优秀的大学生被迫贴上“差生”的标签，因为本科成绩拿不出手，只能放弃不切实际的保研或出国幻想。
徐先生的成名作是他的专著《金属学原理》，徐先生就是靠这本《金属学原理》评上的院士。徐先生61年就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入交大，说徐先生是上交大材料系《金属学原理》的开山鼻祖一点也不夸张，在徐先生眼里，材料系另一个学术大佬周尧和院士只是个年轻人。徐先生那个时代写学术专著，主要是剪刀加浆糊，用词隐晦，东拼西凑就成了一本学术专著，拿出来装样子评职称，自己的东西很少，值得商榷甚至明显谬误的地方很多。现在也是这样，文献综述很少批判与质疑，法无禁止即自由?写专著在外国经验上找类同，只要有人在外国科技期刊上放个屁，教授们写专著写教材就敢引用，就敢驴唇不对马嘴地套在自己的结论上，美其名曰“科学理论凝练”。反正出了问题有署名作者，期刊部，审稿人扛着。你敢写，我就敢引用，就敢付之梨枣。你都不怕，我怕什么?那时候，学术不端几乎没有风险，也没有惩罚。就是运气不好，被发现学术不端，惩罚力度也非常小。
科学教育就是科学再创造。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一般方法就是到国外的期刊上找一些时髦的名词，如纳米，超导，形状记忆，陶瓷发动机等来概述自己的科研唬学生。或者干脆创造新词汇，如“纳米碳管”，“超导温度计”等，显得理论水平深不可测。中国政府长期强调，落后要挨打。教授们如何强调中国的落后也不过份，落后就是作弊的挡箭牌？
《金属与合金中的扩散模型》本质上是门应用数学课程，对喜欢数学的学生来讲，它是《金属学原理》中最简单的一章，对不喜欢数学的学生它就是噩梦。非常有意思，扩散传热与传质在数学模型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生物系的《生理学》，材料系的《金属扩散模型》课程一般只讲布朗运动引起的被动传质，不讲传热，生物系的传质也讲到电化学势能差传质，很少讲传热。而动力系，暖通系的《传热学》只讲传热，不讲传质。机械工程系则是把传热与传质放在同一门课程里一起讲，这门课就是《热加工传输原理》。全世界大学材料系的《金属与合金中的扩散模型》从MIT到上海交大都是同样一个模式，内容都包括菲克第一二定律及金属中的扩散机制，固态相变，无扩散与有扩散相变，马氏体，贝氏体，珠光体相变等内容，大同小异。全世界的教材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拾人牙慧而已。如果第一个人错了，全世界的材料同行都跟着错。
这里有个非常奇葩的现象，无论是上交大还是北科大，材料系的本科生在没有《近世数学》特别是《点阵几何》知识的基础上，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上《晶体学与晶体结构》。没有《图论》的点，群，环的知识，读《晶体学与晶体结构》就象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不懂《群论》与《点阵几何》， 妄想用高中立体几何或立体解析几何的路子计算“任意晶系的晶面间夹角”那是天方夜谭。据笔者观察，估计材料系的老师们如果不是数学爱好者，大多不懂《近世数学》，《点阵几何》，他们只是按自己的理解照本宣科，讲授《晶体学与晶体结构》，学生当然听得云里雾里。因为学生不知道如何准备，教师给学生任何分数，学生都无话可说。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控制学生的分数，进而控制学生的进修，出国，就业等。
记得当时主讲《晶体学与晶体结构》的杨教授是个带有河南口音的苏北人，班上没有人能分清他讲的是“角”还是“度”，老蔡曾在寝室模仿杨教授讲课，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听杨教授的课那叫一个费劲。
《点阵几何》的迷惑性非常大，对于立方晶系，它的三根轴是互相垂直的。这与《立体解析几何》上的空间直角坐标是一致的。初步感觉有高中《立体解析几何》知识就足够了，但对于三斜晶系，在《点阵几何》中三个坐标轴相互间不垂直，坐标单位长度也不相同，这时候用高中《解析几何》的方法理解就有些笨拙了。而面心的单位平行六面体更抽象，它竟然需要四个结点来解析。如果课前没有预习，上课时临时抱佛脚，根本看不懂老师在黑板上的涂鸦，只能坐在课堂上听天书。
《点阵几何》要往深里学，必须读一些《几何场理论》才能理解透彻，位错理论本质是种点群变换，位错伯格矢量的变换数学上可以用点阵结构间的连续变换来表达。连续几何场理论，也就是规范场论一般采用波函数的守恒量来定义坐标轴，把点阵直线连接形成晶格坐标系。用量子波函数在哈密尔顿体系中描述位错的移动造成晶格变形得到的系统解，就是点阵结构。这涉及到《固体物理》与《复杂几何》方面的知识，一般材料系的本科生哪有时间精力去啃黄昆的大部头书？上课自然是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说起黄昆院士，感觉黄先生和徐先生的私交还可以。大概是91年，黄先生到上海公干。笔者在徐汇校区头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黄昆院士，黄先生的气场不如师昌绪，张存浩等人八面威风，他的风格与陈佳珥，孙枢等人类似，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黄先生给人初步印象就一弥勒佛似的小老头，戴顶瓜皮帽，见人点头笑嘻嘻，说两句话就双手合十，非常谦和低调。当时上海人还不时兴双手合十，黄先生在上海人堆里就比较另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因为没有预备知识，《晶体学与晶体结构》中的“点阵几何”，“晶体投影”，“点式空间群”，“非点式空间群”给人感觉理论深奥抽象，不明觉厉，象耍猴一样。笔者的《晶体学与晶体结构》期终考试得了78分，这个分数还是可以的，不少优秀同窗《晶体学与晶体结构》也就是刚好及格甚至补考。记得班上有个女生Y同学经常缺课，老师问起就请例假，因为《晶体学与晶体结构》基本上听不懂。
拉结骗她的爸爸拉班来月经了，偷父亲的神像（财产继承权的象征）。女同学用月经骗人，自古有之。拉结最后死于难产，没能与雅各白头偕老。骗人养成习惯了，心理负担太重，大难临头就乱了分寸。徐先生对此心有戚戚，他只喜欢男学生，不喜欢女学生。
Y同学的绝招就是考前打扮得花枝招展，到杨老师的办公室哭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梨花带雨，结果考了90分。
点评：这是知识分子非常不好的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水平高，把学生玩弄于掌股之上，故意隐瞒事实。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其实只需花几个小时读一读《近世数学》与《点阵几何》，理解《晶体学与晶体结构》这门课就是“毛毛雨”。
笔者无意攻讦别人，也不是怕引起寒蝉效应。笔者无意讽刺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及世界各国著名大学，如果你没有从笔者的作品中读出拳拳善意，就请不要读下去了，这不是写给你看的。《没有准备好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只写了一半，笔者创作的初衷原本不是面向大众，笔者的写作对象是极少数专业人士，即是写给看得懂的读者。
《金属位错理论及塑性形变》是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从美国引进的时髦理论，在透射电子显微镜或场离子显微镜发明以前，苏联人是不承认位错理论的。因为最早的位错通过化学侵蚀法得到的低位错密度LiF样品上位错露头，并用光学显微镜间接显示出来的。这种方法让苏联科学家笑掉大牙，我们知道光学显微镜是看不到位错的，看到的可能是针眼气孔。位错是一种晶格畸变微观线缺陷，除非被其他位错缠住，位错必须能够移动，位移时不会产生轨迹缺陷，而缩孔夹杂着是金属铸凝固过程中产生的宏观缺陷，缩孔夹杂的移动必然产生位移轨迹。进行位错观测的前提是硅片材料表面必须具有很高的光洁度，实验重复的可能性非常小。苏联人据此认为，位错概念是唯心主义范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不予理睬。位错看不见摸不着，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
尽管美国人赌博的方向看上去是对的，就象人体中的真气经络可以解释很多生理现象，真气经络确实还没有办法能用仪器观测到。换个角度看，电镜照片能证明位错是存在的，身体的感觉，针灸的疗效为什么就不能证明真气经络是存在的？
当年苏联人曾质疑，美国人看到的也可能是金属凝固过程中产生的缩孔，而不是能够沿晶面滑移的刃位错或螺旋位错。记得徐先生一次在实验室把位错理论拿来说事，当看到电子显微镜照片时，苏联科学家哑口无言。美苏在占领科技高地的竞争中，还是美国技高一筹，其态度让人无从置喙，仿佛他自己赢了一般。
对徐先生这番话，有人做过评论，老一辈科学家不懂电镜，不懂X射线。当时笔者不以为然，现在回头想来这个评价颇有深意，因为显微镜照片作假比真刀真枪做实验要容易得多。
实际上，苏联科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败下阵来，因为能够实时观察金属加工硬化的透射电镜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魔术的价值就是给人看的。仅仅用一张张电镜照片不能证明位错理论的正确性，要伪造电镜照片容易得很，毕竟造假比在晶格中大海捞针找位错要省事得多。不是所有的缺陷都是位错，铸造缩松，缩空，因为成分偏析，相变引起的热涨冷缩不均匀缺陷，甚至氢脆就不是位错，仅仅从透射电镜照片很难界定是位错，夹杂还是缩空。
实际上，金相样品用金刚石膏在丝绸上抛光多多少少都会产生瑕疵，这些抛光缺陷大都呈线条形状，用照相机拍下来当成位错拿到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荒唐事经常发生。硫酸侵蚀过的金相样品也会呈现蜘蛛网状缺陷，被误认为位错钉扎也不是不可能。金属材料研究中这样的谬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严格来讲，现在要重复五十年前的位错理论的经典电镜实验如LiF，KCl与单晶硅其实蛮困难的。一个科学实验过了五六十年还没有人能重复出来，就可以定性为学术不端，毕竟没有人是傻子。所以，一旦实验获得成功，不能很快把自己的实验工程化，让不相干的人也能重复出相同结果的科学家不是个合格的科学家。
记得笔者当年在交大学习位错理论的时候，胡庚祥教授在课堂上给大家看了一大堆位错光学显微镜照片，再放一部日本动画片《活的金属》，大家如醍醐灌顶，原来位错是这个样子的。
位错的文章在材料领域多如牛毛，笔者也读了不少位错方面的研究文献。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照片斧铄的痕迹比较明显，一句话，实验证据不可信。课堂上看到的光学显微镜照片中的”位错”完全可能是金属样品制备过程中硫酸腐蚀产生的缺陷，而不是晶格崎变。道理很简单，如果能用光学显微镜看见位错，就能用显微镜看到分子原子。
意大利人Vito Volterra是个基督徒，他一次搬运保险箱，右手中指被保险箱铸铁门翻过来砸伤。几个月后，他发现中指指甲被砸伤的部分从底部平移到指尖，而中指其他部分毫发无损。指甲是一种各种氨基酸合成而来的角蛋白，指甲的位移只是被新长出来的指甲一点点往上推而形成的。他由此得到灵感，经过祷告提出了位错理论。
可见，位错理论最早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闭门造车搞出来的一种理想化拓扑缺陷理论，它可以解释金属的实际强度为什么远低于实际值，金属塑性变形时所需剪切应力为什么远小于用弹性力学计算的理论值，晶体为什么会加工硬化与退火软化等基础问题。徐先生曾对加工硬化打了个比方，当时觉得字字珠玑，“加工硬化类似中国人做饺子，在盆中把面粉和水揉成面团，越揉面团韧性越强”。徐先生很会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交大56年为什么搬到西安？徐先生的理解是，因为徐汇校区本部就在华山路，搬到西安方便交大师生爬华山。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位错理论，笔者只是质疑位错理论证明实验的可重复性与可扩展性，以及在教材文章中多如牛毛的位错照片的真实性。能用单晶硅表面位错露头的间接证据证明不锈钢位错钉扎加工硬化吗？位错证明过程的逻辑明显出了问题。
金属机械性能小于理论值，加工硬化，退火软化可以有很多原因，位错不是唯一原因，氢脆，夹杂，气孔，针眼都造成金属机械性能下降，金属热涨冷缩产生的残余引力，晶格大小，晶间成分偏析，相变等也可以是加工硬化，退火软化的原因。
万马奔腾扬起的尘土铺天盖地，飞扬的尘土是骏马奔腾的原因吗？人身上的虱子与飞扬的尘土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根据位错理论，知道位错密度应该是可以计算晶体强度的，位错的用途只有理论和教学意义，工业上的实际用途非常有限。很少有材料工程师用伯格斯矢量计算金属材料强度的，不简洁的东西一般不好用，万有引力定律伟大就在于它简约，直观。
最简单的才是最合理的，如果没有抓住事物的深刻本质，就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哲学上，没有揭示客观规律与客观事物之间最本质的联系，只停留在问题表面的复杂性上，只能导致离问题的根本解决越来越远。数学只是客观世界的近似与模拟，毕竟不是客观事实，计算量越大系统误差也就越大。为了降低系统误差，科学家只好使用更复杂的计算，更复杂的计算反过来增加额外的误差，形成恶性循环。
材料科学家们发明了大量的计算方法，有限元，相场法，高斯消元法，拉氏变换法，Bowles－Mackenie（BM）分析法，Wechsler－Lieberman－Read（WLR）分析法等，这些计算华丽，逻辑清晰的方法一直停留在实验室，得不到推广，就是因为系统误差太大。位错理论矢量计算太复杂，case by case，只能用有限元计算，还没有通用性，不具备实际工程价值。
《弹性力学》本身就是为了降低系统误差的权宜之计，计算量大而复杂，计算复杂反过来增加了系统误差，为了降低系统误差不得不增加计算量，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弹性力学》里的复杂计算只具有理论与教学意义，没有实际价值。用《弹性力学》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类似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养猪种菜，两者境界完全不同。
《金属凝固、偏析、回复与再结晶原理》课程在交大一般被称为《物理冶金原理》或《金属学》，在交大《物理冶金学》通常都是与《金属材料热处理》放在一起来讲。“四把火”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分得太细，精确到0.5秒，0.5度的热处理工艺也是那个老问题，只有教学意义，而无实际用途。因为热处理工艺学从未有个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完全是个人经验占支配地位。加热、保温、冷却三个过程不可间断。氮化工件工艺路线：锻造－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除应力－粗磨－氮化－精磨。0.5秒内热处理炉降低0.5度，理论上可行，在实验室小型管式炉也可以用。但做大型工件实际操作既困难又无必要。正因为这些牢骚直接导致笔者补考《实验数据处理》，其实当年与笔者竞争校长职位的候选人们都应该补考大学《实验数据处理》。
一言以蔽之，从整本《金属学原理》来看，材料学家是用传统医学的思路来研究金属材料，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吃什么补什么，肾虚进猪肾，胃痛吃牛胃。现在很多文科类博士论文只看题目《某现状分析及对策》，就知道该博士论文用的是中医的办法在搞研究。光学显微镜照片具有特征形貌，材料学家发明相的概念来解释。照片在不同温度下形貌不同，材料科学家就引入相变的概念。那么，相变的本质是什么？科学家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就按惯例用热动力学来诠译。一般的说法，钢的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TTT图没有理论却好用，相平衡有理论却无实际用途。其实，TTT曲线与CCT曲线还是有理论依据的，相变热力学与动力学。我们知道，热力学动力学是门万金油学科，就象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八卦理论一样，热动力学可以套在任何领域，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解释。热动力学的问题就是实际工程中不好用，熵，焓等参数定量分析与实际测量太困难，工程师对热动力学一般兴趣都不大。
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TTT曲线是所有《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课程必学环节。所有的教材都以金相—硬度法为例介绍共析钢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的建立过程，实际情况是没有一所大学材料系能在本科生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实验课上能把TTT曲线的建立重复出来，因为要重复建立TTT曲线仅用硬度仪是不可能的。所有大学金属热处理教材都大同小异，以百度的内容为例。
“将共析钢加工成圆片状试样(φ 10×1.5mm)，并分成若干组，每组试样5 个～10 个。首先选一组试样加热至奥氏体化后，迅速转入A1以下一定温度的熔盐浴中等温，各试样停留不同时间之后，逐个取出试样，迅速淬入盐水中激冷，使尚未分解的过冷奥氏体变为马氏体，这样在金相显微镜下就可观察到过冷奥氏体的等温分解过程，记下过冷奥氏体向其他组织转变开始的时间和转变终了的时间；显然，等温时间不同，转变产物量就不同。一般将奥氏体转变量为1%～3%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开始时间，而把转变量为98%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终了的时间。由一组试样可以测出一个等温温度下转变开始和转变终了的间，根据需要也可以测出转变量为20%、50%、70%等的时间。多组试样在不同等温温度下进行试验，将各温度下的转变开始点和终了点都绘在温度—时间坐标系中，并将不同温度下的转变开始点和转变终了点分别连接成曲线，就可以得到共析钢的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1]
大学老师都不会讲，为什么要共析钢加工成圆片状试样(φ 10×1.5mm)？为什么每组试样要分5 个～10 个，10个样品的统计结果有效吗？数学模型是什么？用金相分析转变量为20%、50%、70%等的时间合不合理？
光学显微镜看金相一般是50-500倍，以常见200X为例，目镜上1厘米长的区域实际是50微米，在(φ 10×1.5mm)的样品上最少可以找出40,000个区域。所以，光学显微镜观察硬度与样品的宏观尺寸，样品数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样品设计成圆片状估计是为了机加工方便，型钢出厂时大都是条状的。也可能是实验设计者考虑圆形加热均匀，圆片比方形更容易达到热平衡，可以提高实验效率，所以把样品设计成圆片状。无论是ISO还是ASTM都没有说明原因，学生只能靠猜。
其实，样品是圆是方，5个还是500个样品其实影响都不大，20%与70%相变程度差别大，仅仅5个样品够吗？国标，ISO与ASTM都对样品尺寸，放大倍数，取样数目有严格规定。其实国家标准中很多规定是不必要的，估计是实验设计者迷信，认为实验这么设计容易操作，结果容易重复，背后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稍微有概率论知识的中学生都知道，样品实际尺寸是显微照片的40,000倍，每次在40,000个完全不同的点中随机取五到十个点的组合，结果能够重复的可能性小得可以忽略不记。所以，5-10个点采样的实验设计完全不合理，国家标准中的很多规定是繁琐不必要的。
当然，还可以干得仔细些，先把样品分別加热到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1100度，静置10,20,30,40,50,60秒,2,3,4,5,6,7,8,9,10,11小时，淬火冷卻，用50,100,200,300,400,500倍光学显微镜观察金相，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在坐标图上分别标出10,20,30,40,50,60秒，1,2,3,4,5,6,7,8,9,10,11小时時各种结构所在的溫度区域，以此类推，将区域的分隔线连起来就是条TTT曲线 。这种实验可靠性要高点，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温度搞错，整条曲线不得不重来，前面花的时间材料只能作废。一张TTT曲线图大概需要三年时间，一本200页的TTT图集需要的人力，物力，金钱，时间可以用来修兵马俑了。没有人会傻到耗费宝贵的生命金钱去重复这种无意义的实验。如果坐在办公室拿一本化学手册，一个计算器，用现成的热动力学模型，再加一些根据经验摸索出来的热处理工艺，AutoCAD软件，边喝咖啡，边玩计算机，200页TTT图一个月就可以轻松完成。结果完全符合热动力学原理，别人还无话可说。
教科书上都没有讲为什么将奥氏体转变量为1%～3%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开始时间，而把转变量为98%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终了的时间。笔者估计是根据经验决定的，这个比例画出来的C曲线好看一些，背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如果取5%-90%画出来的TTT曲线肯定不是漂亮的C曲线了。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TTT曲线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理想状态的C曲线。第一个人做出来了，后面的人无法重复，只好用第一个人的结果。根据马太效应，大家都把第一个人的TTT曲线作为真理拿到课堂上讲。不知不觉，第一个人的结果就成了知识分子愚弄人民的工具。
课堂上讲得最多的就是，钢的TTT图在珠光体转变区域内有个转变结束最短时间，如果该温度附近的转变产物和性能如能满足退火的技术要求，则可按图索骥制订最经济的退火工艺。用TTT图为零件的形变热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在过冷奥氏体形变时不能发生组织的转变进行零件加工成型或者钢件焊接。教授们强调的是，先有理论，先有曲线，再有工艺。
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温度区域就那么小，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在生产实践中不废吹灰之力摸索出来。TTT曲线作者是先有经验，再总结经验作图，这样反而容易得多，更不容易穿帮。实际上没有一家钢铁厂会真在实际生产中使用TTT曲线，最多把TTT曲线挂在技术员办公室故弄玄虚，糊弄没有文化的工人，给技术人员上班偷懒找借口。
实际生产中CCT曲线用得比TTT曲线多些，过冷奥氏体连续冷却转变曲线CCT曲线则是各种不同冷速下，过冷奥氏体转变开始和结束温度和时间的关系图。CCT曲线就是让TTT曲线以恒定速率冷却，一个是恒温，一个是变温而已。CCT曲线与TTT曲线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实际上不经过艺术加工，人工数据回归分析不可能画出那么漂亮优美的曲线。
钢的连续冷却转变情况太复杂，有的新钢种根本没有办法测试过冷奥氏体连续冷却转变曲线，至今仍有许多特殊钢种的CCT图没能绘成，或者说没法造假，因为内行一眼就能看穿，TTT，CCT曲线都是假的。因为一个完整的CCT图必须注明奥氏体化温度、时间、晶粒度等级、不同速率的冷却曲线，转变量，硬度值，信息量比一张世界地图还大。越复杂越难重复，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就越多。材料学界只能用默认的方式，有人做过了，其他同行就不再浪费时间再做一遍。大家都心照不宣，反正别人的东西自己也重复不出来，何必自讨没趣？谁先做出来就用谁的TTT，CCT曲线，谁是权威就用谁的数据。
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徐先生是93年的冬天，春节刚过，徐先生早已是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还到北京公干。他到北京自然是住北科大招待所，笔者刚好去北科大找老高叙旧。老高是山东人，他说“八大学院”听上去象“八大靴”。那天早上三人在北科大食堂就着西葫芦酱菜喝小米粥，食堂的小米粥里面加了点碱，煮得很烂。
徐先生直言不讳：“你的问题是个态度问题。你的考试能力强，又不配合老师作弊，活该补考。X同学扩招就是给你一个明确的信号，考上研究生没有什么了不起，X同学在交大玩了四年不一样上研究生吗?你们四男一女五个人在沈阳那旮沓好好读研究生，磨砺自我。”
徐先生还推心置腹地劝笔者：“你最好研究生毕业就结婚生小孩，让谣言不攻自破。大家都知道你没有犯错不是因为性冷淡同性恋，而是你有坐怀不乱的崇高品德。J同学把女朋友带进男生宿舍过夜，你与他断交做得对。如果你直接去告发J同学，他肯定会被开除。但你也会落下出卖朋友的骂名，以后在学术界没法混下去了。如果你保持沉默，你们寝室四男一女都会被集体处分，甚至全部被开除。J同学是你最好的朋友，她女朋友当着你们的面在男生宿舍一睡就是一星期，已构成流氓活动事实。全交大都知道此事，大家都等着学校惩罚你们。最好的态度就是主动与他断交，抢在学校前面表明态度，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愤怒与你对罪恶的憎恶，这样才能拯救你们五个人。”老高后来悄悄告诉笔者：“徐老师的话俺听着有些说不出来的别扭”。的确，那天早上热腾腾的小米粥，加上徐先生的金玉良言让人回味无穷。
1999年笔者出国前回交大办理成绩单，还去材料楼拜访徐先生，可惜没有见到徐先生，能在电话里问候一下百忙之中的徐先生已经是极大的荣幸。
谁也不比谁好，大家都是实验室的小白鼠，徐先生也是。毫无疑问，徐先生是个好人，一个有缺陷的好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笔者写下此文名义上纪念徐先生，笔者的虚荣心昭然若揭，笔者的博文不也有炫耀的嫌疑吗？上帝啊，饶恕我吧！
斯人已去，潸然泪下，徐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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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1] 配图及文献来源：百度百科
羽飞，June 7，2017
从网上惊闻徐先生“晏驾”的消息，往事涌上心头，泪盈满眶，又一位博学多才的院士离开我们了。
往事如烟，徐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第一次与徐先生近距离接触是1987年的夏天。笔者刚进入交大材料系读本科，徐先生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老骥伏枥发挥余热 ，他作为回聘教授给新生介绍学校情况。
徐先生是咱们宁波人，宁波人讲话有点象重庆人，比较硬，感觉宁波人骨头硬，凶，说话直来直去，直言鲠议是宁波人的优点。苏州人讲话有点类似成都人，要糯一些，苏州人比宁波人更讨人喜欢。宁波人待人接物粗中有细，又聪明，在上海滩混得最好的外地人一般都是咱们宁波人，上海话中的“阿拉”，“后生”，“小姑娘”等词汇的源头就是宁波话。这些知识都是笔者与应同学闲聊时听来的。应同学是从宁波考到清华的地道宁波人，笔者所在的金属所研究生班班长，而楼同学是浙江绍兴人，笔者所在研究生班党支部书记，笔者的好朋友大多是浙江人。印象中宁波的石斑鱼挺好吃的，就是太贵了。应同学经常带一些宁波干鳗鱼给大家分享，现在想起来还象发生在昨天。
徐先生给人的印象更象苏州人，是个典型的糯米老头。徐先生在很多人眼中就是一副抠抠馊馊，穷酸落魄的猥琐形象。他长期住10平米的小屋，不比穿布鞋上课的李小文院士好多少。那时候，徐先生退休了都还没有结婚，跟他的姐姐与弟弟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材料系有研究生传言，徐先生年轻时是同性恋，只喜欢男生不喜欢女生。应该是这些个人生活问题让徐先生一生郁郁不得志。那时上海高校流行弗洛伊德的学说，J同学曾说徐先生有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所以是个老光棍。
徐先生在家经常被他的姐姐骂得狗血淋头，狼狈不堪，是个被虐狂。宁波人嗓门大，一家三口经常吵得鸡犬不宁。据传，徐先生还享受吃篾片坐飞机等家暴待遇，给人印象徐先生就是一现代版”孔乙己”或“泼留希金”。徐先生的这些逸闻轶事都是材料系师生间口口相授一年年传下来的，小细节虽然有些罔顾事实，但听到的人多多少少对这位另类院士经历啧啧称奇。那时候徐先生体弱多病，象个随时撒手人寰的病夫，根本想象不出徐先生其实是能活百岁的长寿老人。
徐先生名声在外，笔者上高中时就知道上海交大有个名人，徐祖耀先生。实话实说，徐先生是笔者见过最窝囊的院士。可能是当时徐先生已经退休，作为返聘教授在材料系工作。返聘教授说得难听点就是临时工，加上徐先生垂垂老矣，在材料系根本没有人听他这个小媳妇的话。回想起那时候徐先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独，笔者心中一阵伤感。当时材料系人才荟萃，林栋梁、胡庚祥、吴人杰、张国定等教授正值壮年，事业如日中天。吴建生、张荻等老师还是后起之秀时，徐先生就已经退休了。林栋梁教授是当过交大副校长的人，吴人杰教授是拿国务院津贴的863专家，张国定教授从清华调到交大，建立金属基复合材料实验室并任系主任，材料系没人把徐先生这个小媳妇放在眼里。交大有不少从清华北科大调过来的教师，因为上海远离政治中心，评职称、评院士比在北京竞争稍小些，感觉要容易点。
在笔者考大学选专业的年代，有个窍门就是看这个专业有没有博士点，有博士点，这个专业就是该校的强项。金属基复合材料实验室是当时国内唯一有博士点的复合材料国家实验室。五系以铸锻焊为主，不受好逸恶劳的学生喜欢，当时交大在上海滩虽有”破五系，烂八系”的戏称，但五系毕竟有两个博士点，在交大算实力雄厚的院系。五系原本是个大系，88年才分成材料科学系与材料工程系，即材料科学与热处理两个专业组成五一系，铸锻焊组成五二系。笔者所在的五一系只有两个专业，每年招百把个本科生，改革后成了交大最小的院系之一。所以，徐先生们才有能力对个别优秀本科生一对一开小灶特殊辅导。
老曹父母都是清华的教授，他本人就是在咱们清华园长大的。老曹经常向外地同学吹嘘他如何在颐和园游泳、圆明园钓鱼、什剎海滑冰，把外地同学羡慕得要死，大家从小深受电影《祖国的花朵》熏陶，外地学生能在北海划船，在昆明湖钓鱼简直是人生幸事。一次笔者问他为何不读清华，大老远跑上海来念书?老曹含血愤天地说：“北京清华竞争太大，简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估计是长期在清华园被熏陶，老曹也是个洋奴，胸前自豪地別着NASA胸针，据传是他老爸访问美国时带回来的。老曹交大毕业后去了新加坡，这是后话。
材料系个个都是人物，没有人真把徐先生这个无权无势的退休老头当根葱，感觉当时徐先生在材料系如坐针毡，很不舒服。徐先生知道自己说话不太正经，管不住自己的嘴。那段时间，徐先生对任何社会活动都敬谢不敏，以邻为壑，只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
刚开始徐先生不是这样的，徐先生无论对工作，还是对别人，都很热心。当时，大家都认为徐先生这辈子没戏了，徐先生退休差不多十年后，蹉跎到95年下半年，徐先生以75岁高龄增补为中科院院士，媳妇熬成婆，人生高潮终于来到。徐先生当时连博导都不是，直接从退休教授破格增补为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院士称号是中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名誉，为了评院士，科学家们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也是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从交大官方的记录看徐先生增补院士的年龄是74岁，赶上了增补院士末班车。坊间一直有风言风语：徐先生为了当院士把年龄改小了一岁。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干什么都有个年龄规定，所以在中国为了当官、职称、分房、参军年龄造假是个普遍现象。倒不是说徐先生水平不够，因为徐先生长期被当成社会沉渣看待，大家虽然都嘴上承认徐先生的水平评个院士还是够格的，心里多少有些歧视同性恋。
徐先生75岁增补为院士曾是中科院院士制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外界沸沸扬扬议论了很久，议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徐先生的年龄，有意无意把徐先生的历史回避了。
实际上，徐先生开了个先例，徐先生一当院士就资深了。中科院规定年龄超过75岁就是没有表决权的资深院士，即只拿钱不干活的院士。因为徐先生这种特殊情况，中科院又把资深院士的年龄提高到80岁。这样，徐先生有没有年龄造假就不是问题了，他自然而然成为中科院这项改革的首位受益者。
广义来讲，杨振宁九十多岁当中科院院士还得益于当年中科院为徐先生开的先例，杨现在中科院应该还有表决权。徐先生的院士估计是柯俊、肖纪美、李依依等学术大佬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徐先生的补偿。毕竟科学院工程院增补院士都必需院士提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徐先生在北京的院士朋友还是不少的。
直到今天，学术界还是有不少人相信徐先生当院士是江总一手策划的。因为在当年的院士大会上，江总在人民大会堂把中国学术界的大佬们找来发表了长篇大论的讲话，本质就是集体刮胡子。在坊间，徐先生被认为是江总从上海塞进中科院的私货。这里有个历史原因，从毛泽东、郭沫若时代开始，中国的一把手对于谁当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有最后决定权。中科院一直都是江总的地盘，在中科院，江总是真正的一言九鼎。
江总的手法就象他的扬州老乡，”韦小宝”，感觉他模仿《天龙八部》段誉说账房霍先生是自己的师傅嘲笑南海鳄神，把徐先生搞进院士队伍嘲弄整个学术界。瑞典人也是跟江总学的这招，到中国的大街上随便找个北大女学生，宁波退休老太婆授予诺奖，你能把我怎么样?徐先生当年增补院士曾让学术界不少人吃了苍蝇，恶心了很久。情不自禁仰天长叹：“最高领导人做事有些昏聩。”实际上，江总并不是徇私，徐先生增补院士看似侥幸，其实他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增补中科院院士有些类似古代的“察举制”，或者“举孝廉”。有人私下嘀咕过，徐先生年龄太大了。江总曾力排众议：“公孙弘70岁举孝廉，田文镜72岁当河南总督，百里奚74岁见秦穆公，郭子仪75岁授尚书令，黄汉升75岁斩夏侯渊，廉颇80岁还在打仗，徐老师才74岁为什么不可以当院士？”这个段子是徐先生自己说出来的。那时，交大能让江总称呼“老师”的教授不超过十个，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徐先生增补院士那年的确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候选人，矮子中间挑高个儿。院士的位子不能空着，大家只好把老态龙钟的徐先生推出来。徐先生是作为中科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榜样选进来的，年龄的确不应该是增补院士的障碍。科学研究本来就不应该墨守成规。
从这一角度，徐先生就是一现代版百里奚、公孙弘，他生活俭朴，对人谦逊，德高望重。可能因为徐先生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多，徐先生有点墙头草性格，对人圆滑，处事有些道貌岸然。但这些小缺点并不妨碍徐先生受大家的尊敬，毕竟人无完人，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呢？
笔者并不反中共，笔者认为罪恶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天地都要象衣服渐渐旧了。《希伯来书》1:11
从交大毕业二十六年后，蓦然回首，悠然沧桑。
平心而论，上海交大是一所相当优秀的大学，交大的毕业生是国内一流。上海交大在武书连的《大学排行榜》上能排全国第四，笔者高考时全国排名第一的中国科大，现在排在前十以外，让人意外。
交大当时自诩咱们上海滩的民主堡垒，笔者对交大教授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特别崇洋媚外。上海的富庶全国第一，上海人的虚荣心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上海人不顺心的时候只和北京人比，上海的钱都让北京拿走了。不少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只对外国人高看一眼，后来还加上港澳台，在上海一些势利人眼中，黑人都比外地人高一等。记得徐先生在课堂上吹嘘：“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在苏联之上。”笔者是四川人，四川人是参加韩战越战的主力，四川人是最不吊美国的。四年交大奴化教育，笔者也被驯化成洋奴了，成天想的就是出国留学。这要归功于徐先生这样的教授们的谆谆教导，潜移默化。他们对美国并不了解，却常常以内行的身份教育自己的学生，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
徐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旅游看风景还是要去美国加拿大，国内的风景没有什么看头。嗯，国内有个景点可以去看，那就是黄山”。估计是因为徐先生当时在重点辅导黄山市高考状元H同学，所以他对咱们黄山风景高看一眼。
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教授们鼓吹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其目的是想把国内的考试精英们骗出国。
徐先生曾点评世界各国的博士学位：“法国博士水平最高，美国博士最容易拿，俄国博士不好拿，中国博士水平最低。”这番话把老黄的太太鼻子都气歪了，黄夫人就是交大博士。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徐先生从未去过美国加拿大法国，完全是在信口胡诌。
我 不 知 道 ， 我 岂是 看 守 我 兄 弟 的 吗？ - 《创世纪》 4:9
戴海波是机械工程背景，六系本科留校的。不光交大，中国大学都有把自己的学生留下来教书的传统。交大在华山路上，徐先生的理解是华山派授徒，师兄教师弟。徐先生是从北京钢铁学院调来交大的，常常调侃交大本校留校教书的学生。戴海波是校团委副书记，二教副主任，后来听说搞小三离了婚。当时五系材料系与六系机械系都属第二教学部（二教），所以笔者对戴海波有印象，戴个子不高，敦实，看就是个当官的料。
人无完人，笔者对交大的感觉是没有价值观，记得有一件事印象特深。当时竞选校学生会主席，如果能够当校学生会主席，入党，留校，保研，进中科院得天独厚，比其他同学要容易很多，所以学生会主席位置的竞争非常激烈，老莽莫名其妙当选了。有同学开始嘀咕进而义愤填膺，老莽的智商中等偏下，就是个平庸的学生，他凭什么当学生会主席?戴海波安慰大家：“老莽的爸爸是从事酵母细胞自噬，吞噬phagocytosis研究的科学家，与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是同行，更重要的是他爸爸是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大家恍然大悟，原来交大的优秀学生是靠拼爹拼出来的。北大清华复旦也拼爹，其实中国的重点大学都看学生背景。徐先生曾说，交大在上海滩，有地理位置优势，交大可以在北京招到不少高官子弟，所以上海交大比西安交大发展后劲更足些。精英教育发展到最后只能是拼关系与背景。类似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南方人除非在北京当大官，南方人在北京如果没有背景其实挺受歧视的。
徐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他经常帮助别人，不求回报。据传，戴留校就是托徐先生的人情，李从北科大分配来交大，X同学读金属所研究生也是通过宁波老乡徐先生走李院士的路子。大家都是从北科大出来的，老同事的面子还是要给的。这个情况是老高讲出来的，二班的老高交大毕业后，全班就他一个人读了北科大的研究生。老高常说徐先生，李伟老师，李依依院士都是北科大毕业的，搞材料还是要去北科大。由此管窥蠡测，交大与北科大的关系源远流长。徐先生曾指老高和笔者语重心长地说：老高的辅导员是北科大研究生毕业，所以老高去北科大读研，你的辅导员是金属所的研究生毕业，所以你应该去金属所读研。师兄教师弟，路都安排好了，放心去吧。当时，徐先生的想法是我们研究生毕业后回交大当老师。我们都把徐先生的教诲铭记于心，并贯彻于行，分别报考金属所与北科大的研究生。
笔者竞争北科大校长第一轮就因国籍与博士学位问题淘汰，平心而论，北科大的校长们既无学识又无勇气质疑他们顶礼膜拜的学术大佬，当代”岳不群”而已，还差得远。笔者曾收到过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邀请，说是根据大数据分析笔者可以去清华读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能力公开质疑他们引以为傲的偶像，杨振宁的贡献”杨米尔斯场”吗?笔者表示怀疑，还是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清华园读书的好。
徐先生在学生中与H同学的关系最熟稔，H同学当年是黄山市高考状元。H同学从大三开始睡笔者上铺，我们的集体宿舍大一大二在闵行校区，大三大四在徐汇校区。闵行校区住四人一间，徐汇校区七人一间，住宿条件闵行好过徐汇，但徐汇校区生活比闵行校区要方便很多，大家还是愿意挤在徐汇校区。H同学是大三才搬到我们寝室，H同学在我们班上有“物理博士”的称号，大家公认物理水平最高的学生。当时非常奇葩，H同学物理第一，笔者物理补考，两人上下铺，差别就有那么大。
H同学来自畎亩，家境贫寒，却是高考状元，刚进交大时被作为自强不息的典型培养。H同学是家乡父老敲锣打鼓送到上海来的，H同学所在的高中以培养出H同学那样的人材骄傲。H同学都大二了，还在给其毕业高中写信，向高中学弟学妹们介绍学习经验，那时感觉H同学就是电影男版《黄山来的姑娘》原型。L同学有次看到H从教室走出来，他脱口而出：“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可能是有人捣乱，L同学刚进交大时曾被安排睡女生寝室，可见学校管理有些混乱。
上海交大一直”敢为天下先”，现在时髦的小班制度，教授一对一指导本科生，八十年代交大就开始搞了。徐先生从大一开始就特别照顾H同学，经常给H同学开小灶。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图书馆借不到的参考书籍，H同学都有搞到，这大概是徐先生说黄山这边风景独好的原因吧。
天有不测风云，“六四”是个分水岭。历史往往一念之间发生180度转弯，人的心思就象水一样，在上帝手中随意变成任何形状。”六四”殃及池鱼，寒门贵子的奋斗忽然之间不吃香了。社会上掀起”拼爹”热潮，H同学的基础课成绩总是第一名。”六四”过后，理想幻灭。从大三开始，H同学的功课一夜之间忽然变得非常平庸，感觉整个交大的好学生都变成会来事的主，个个都变成魏忠贤，李莲英那类角色。徐先生是这样解释的，素质教育的优越性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内地学生是应试教育考出来的，上海的学生都是素质教育，所以上海学生成绩绝不会象乡下应试教育的学生那样大起大落。
笔者的《算法语言》得了77分，这是本寝室在闵行校区的最高分。辽宁大学李木教授（不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曾说，《算法语言》只给77分，你们交大的老师给分太抠门了!在辽宁大学，李教授很少给他的学生85分以下成绩，当李教授的学生无比幸福。在美国，辽宁大学生的本科成绩比交大学生高出一个档次，进美国名校的机会肯定超过交大。咱们辽大校友王恩哥的本科成绩绝对超过大多数北大本科生，所以王院士能当北大校长。
徐先生曾拿H同学与老曹作例子，老曹的《算法语言》课程得了全部班最高分90分，那是因为老曹父母都是清华教授，龙生龙，凤生凤。老曹高中就开始玩苹果电脑，而H同学是玩泥巴长大，靠死记硬背考进交大，后劲明显不足。
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谁也不去怀疑老师会作弊的。从那以后，H同学对徐先生不再称老师，开始直呼其名：“徐祖耀！”H同学其实也明白人都是要老的，尊老敬老是理所当然，只是环境太恶劣，让人实在无法忍受。
由于专业课成绩不突出，H同学毕业时没有得到预期的保研机会。他坚决不考交大的研究生，毅然报考上海硅酸盐所的研究生。笔者考研究生的时期，能够去中科院读研究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科院是科研国家队，去国家队搞科研是最好的出路。
H同学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状元的神话是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更料不到造化弄人，高考状元考研会落榜，会最终泯然众人。现在人才市场上万马齐暗的局面是整整一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
考研前，笔者就有预感，H同学考研凶多吉少。其实在全世界的学校都有这个现象，老师把学习成绩稍好的学生提拔起来，给其他同窗做个榜样。既然是榜样，好学生就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与其他同学老师周旋，自己能掌控的学习时间反而少得可怜。时间一长，榜样自己的学习进度反而落后了。老师也意识到这点，榜样肚子里的墨水少得可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老师暗中给学生榜样一些帮助作为回报，为自己平时工作不负责任遮羞。这就是很多好学生的平时成绩单相当漂亮，但一遇大考就蒙的原因。有时候老师好心帮倒忙，暗中给榜样高分，或者给榜样找些理由，榜样考试临场发挥不好。这反而误导榜样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水平，该掌握的知识有没有学到家。周围的人也长期稀里糊涂，平时成绩好的学生大考成绩差，平时一般成绩的学生大考反而优秀，到底谁是好学生?
H同学睡笔者上铺，笔者很清楚他长期给别人介绍学习经验，自己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不是靠教授们的暗中帮助，早就挂科补考了。
果不其然，考研结果下来后，全班参加考研的同学中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其中就有“物理博士”H同学。H同学多方打听，最后还是徐先生说出来的：H同学《政治》考试没有及格。X同学分数也没有上线，不也被中科院扩招读研究生吗?那是中科院照顾浙江的名额，你又不是宁波人绍兴人，当然没机会。H同学报考的又不是浙江定向研究生。
人比人气死人，Y同学保送交大研究生，以后还会送到达特矛斯，普林斯顿。人家姓俞但不是重庆人，是浙江人，人家Y同学以后要回浙江工作的。X同学以后要回宁波工作的，你去不去宁波工作?这番话是真的，三年后，X同学从中科院金属所研究生毕业后，也回到家乡宁波工作。当时，徐先生的回应确实把H同学气得直跺脚。
徐先生非常擅长做思想工作，他安慰意兴阑珊的H同学：上海的研究生比沈阳难考得多。H同学落榜，X同学扩招是很正常的。听的人当时觉得有道理，可以自圆其说，事后想想也不合逻辑。还有两位平时成绩远不如H同学的同班同窗不也轻松考上硅所研究生吗?其中一位外地同学多年后还当了上海硅酸盐所的所长，众所周知，该同学的基础课成绩远不如H同学。研究生考试课目都是基础课程，而非专业课程，所以交大本科课程成绩单远不能体现本科生的实际水平。
X同学考研分数不够，被扩招进中科院当年曾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X后门读研是宁波市政府让中科院下决心在宁波建立材料研究院的锲机之一。对全国莘莘学子应该公平对待，X同学是渔民的儿子，他进中科院意义重大，甚至是国务院力排众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诱因之一。高校扩大招生，高校开始收学费与当年中科院扩招X同学事件，高考状元H同学落榜密不可分。多年以后，X同学从宁波公派访问瑞典，他站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感慨万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宁波老乡徐先生真是深谋远虑。
H同学也感到岌岌可危，他为了前途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拎着礼物上徐先生家登门拜访，到办公室等徐先生，托人说好话等，可能是运气让H同学的努力消弭于无形。记得那时候陈良宇还在黄埔区当区长，陈良宇的老家也在宁波，感觉在上海滩混得好的外地人多是宁波人。H同学的策略总的来说是对的，箇中原因，当时交大的校长翁史烈、书记何友声都是咱们宁波人，H同学毕业后积极去宁波工作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为他日后调回上海工作打下了不错的人脉关系。
H同学毕业后没有回家乡黄山市，而是去了徐先生的老家宁波工作，浙江还是比咱们安徽要发达一些，这算是对高考状元的补偿。那时的思维在以“户籍”为圭臬的层面上，这就是徐先生老谋深算的地方，我一个退休老头有什么办法?H同学是家乡父老敲锣打鼓送到上海来读大学的，H同学离开上海时孤零零，那与家乡父老众星捧月送到上海读大学时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心疼可怜。H同学离开上海去宁波时，只有笔者一个人把H同学送到上海火车站。在月台分手时，唏嘘同学一场如白云聚散，人生离别，亦复如斯。H同学泪眼婆裟地感叹：“我们从此天各一方，今生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你给我说实话，为何从不与J同学说话。”笔者答：“他把女朋友带进男生寝室当众过夜，这朋友没法做。”H同学从背包里拿出两本书递在我手里说：“这两本书《金属学原理》、《相图与相平衡》是徐祖耀送给我的，我现在没有用了。你马上要读研究生，可能用得着，我送给你吧。”那两本徐先生的大作虽早已朱颜旧，但今犹在笔者老家重庆的书堆里安静地躺着。回想往事，泪流满襟。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全国一盘棋，蛋糕就那么大。大城市当然想多分一些，如果可以通过作弊的方式，把小地方来的状元比下去，一箭双雕。既可以从国家多争取资金，又可以让小地方的人心服口服。我们的状元只能在上海混个中等水平，上海的教育质量的确比我们小地方要高明得多。当然最好是让小地方自己作弊内定状元，大城市的学生可以名正言顺地欺负小地方来的假学霸。大多数小地方不知情的人也自惭形秽，落后就要挨板子，没有办法的事。大家都假装不知，小地方弄虚作假比大城市过犹不及。笔者是赞成高考，研究生入学全国统考盲评的方式，这样做客观一些，腐败少一些。其实全国公务员录取都应该采用高考的方式，甘肃人可以报考上海的公务员，北京人可以考新疆建设兵团的干部，广东人可以自由报考四川的公务员等等，公务员行业本身就应该五湖四海。
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最好写照。当笔者拿到加拿大国籍后，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才发现：中国的问题是如此简单，田忌赛马，古往今来，从安禄山到杨政宁，只要能控制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或者控制了政治局那几个委员就可以控制全中国。只要把一个智商底，好虚荣，鲁莽懦弱无能的人扶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子，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学术界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掌控中国那几百个两院院士，就能控制中国的教育科研及科技政策。要控制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其虚荣心，如果一个人被其虚荣俘虏，他就成了自己虚荣心的奴隶，别人就可以利用其弱点控制他。如果一个领导人怕丢掉自己的位子，他就会牺牲所有人的利益去保住自己的位子，这人就不是个好领导人。
江总的情商相当高，治大国若烹小鲜。笔者在交大念本科时，江总还只是上海的市长。那时是市长负责制，市长的权利大过市委书记。江总经常到上海各高校找学生们讲话，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江总的特长是看人说话，他在复旦总是强调，自己是交大毕业的，是学理工科的。言下之意复旦是所文科大学，学的东西不实用。在交大，江总一般都强调他儿子是复旦毕业的，现在美国读博士，其潜台词就是美国博士的水平当然是高过交大学生。江总聪明地用理工科制衡文科，用外国制衡中国。据传，江总在苏联经常用中国文化传统吓唬俄国人。
江总的心理学功夫超一流，他擅长模仿。有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实，江总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不比赵忠祥差。当然笔者见到的江总可能是个替身，但中国的领导人没有用替身的传统。当时风雨飘摇，江总长期忍气吞声，只是个随时准备下课的上海市长，级别应该还够不上用替身。江总的扬州口音是他当了总书记后才自然而然露出来的。因为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赵紫阳都是用家乡土话对全国人民发指示，江总有样学样，这叫牛。
徐先生曾竖起大拇指，毛泽东游长江，邓小平游北戴河，还是我们江总牛，他游到夏威夷去了。虚荣心导致中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位子，在国内对人民奴化教育，国外迎合美国的利益，给俄罗斯割让土地换取支持。倒不是说，土地换和平，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不好。关键是弱势群体在最高领导人心里有没有分量？只有把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首位，社会才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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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专业，《大学物理》会分成《四大力学》，或声，光，电，磁，热五门课，即《声学》，《电磁学》，《热学》，《光学》及《原子物理学》。与此类似，材料科学专业如交大材料系把一门课《金属学原理》分成五门课，由五个老师分开来讲。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只修《金属学原理》这一门课，全世界大学的《金属学原理》课程都包括这五个部分《晶体学、晶体结构、晶体表面与界面》、《固态转变、相图与相平衡原理》、《金属与合金中的扩散模型》、《金属凝固、偏析、回复与再结晶原理》、《金属位错理论及塑性形变》。一句话，《金属学原理》是材料系学分最重的一门课。国内重点理工科大学几乎都有自己编写《金属学原理》教材，大同小异，一般都抄袭冯端编科学出版社87年出版的《金属物理学》。
北科大就一本书，一门课《金属学原理》。据传《金属学原理》在北科大是门相当恐怖的课程，极端的时候，一个班有三分之二的本科生补考《金属学原理》。每年有相当多优秀的大学生被迫贴上“差生”的标签，因为本科成绩拿不出手，只能放弃不切实际的保研或出国幻想。
徐先生的成名作是他的专著《金属学原理》，徐先生就是靠这本《金属学原理》评上的院士。徐先生61年就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入交大，说徐先生是上交大材料系《金属学原理》的开山鼻祖一点也不夸张，在徐先生眼里，材料系另一个学术大佬周尧和院士只是个年轻人。徐先生那个时代写学术专著，主要是剪刀加浆糊，用词隐晦，东拼西凑就成了一本学术专著，拿出来装样子评职称，自己的东西很少，值得商榷甚至明显谬误的地方很多。现在也是这样，文献综述很少批判与质疑，法无禁止即自由?写专著在外国经验上找类同，只要有人在外国科技期刊上放个屁，教授们写专著写教材就敢引用，就敢驴唇不对马嘴地套在自己的结论上，美其名曰“科学理论凝练”。反正出了问题有署名作者，期刊部，审稿人扛着。你敢写，我就敢引用，就敢付之梨枣。你都不怕，我怕什么?那时候，学术不端几乎没有风险，也没有惩罚。就是运气不好，被发现学术不端，惩罚力度也非常小。
科学教育就是科学再创造。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一般方法就是到国外的期刊上找一些时髦的名词，如纳米，超导，形状记忆，陶瓷发动机等来概述自己的科研唬学生。或者干脆创造新词汇，如“纳米碳管”，“超导温度计”等，显得理论水平深不可测。中国政府长期强调，落后要挨打。教授们如何强调中国的落后也不过份，落后就是作弊的挡箭牌？
《金属与合金中的扩散模型》本质上是门应用数学课程，对喜欢数学的学生来讲，它是《金属学原理》中最简单的一章，对不喜欢数学的学生它就是噩梦。非常有意思，扩散传热与传质在数学模型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生物系的《生理学》，材料系的《金属扩散模型》课程一般只讲布朗运动引起的被动传质，不讲传热，生物系的传质也讲到电化学势能差传质，很少讲传热。而动力系，暖通系的《传热学》只讲传热，不讲传质。机械工程系则是把传热与传质放在同一门课程里一起讲，这门课就是《热加工传输原理》。全世界大学材料系的《金属与合金中的扩散模型》从MIT到上海交大都是同样一个模式，内容都包括菲克第一二定律及金属中的扩散机制，固态相变，无扩散与有扩散相变，马氏体，贝氏体，珠光体相变等内容，大同小异。全世界的教材都是你抄我，我抄你，拾人牙慧而已。如果第一个人错了，全世界的材料同行都跟着错。
这里有个非常奇葩的现象，无论是上交大还是北科大，材料系的本科生在没有《近世数学》特别是《点阵几何》知识的基础上，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上《晶体学与晶体结构》。没有《图论》的点，群，环的知识，读《晶体学与晶体结构》就象天书一样晦涩难懂。不懂《群论》与《点阵几何》， 妄想用高中立体几何或立体解析几何的路子计算“任意晶系的晶面间夹角”那是天方夜谭。据笔者观察，估计材料系的老师们如果不是数学爱好者，大多不懂《近世数学》，《点阵几何》，他们只是按自己的理解照本宣科，讲授《晶体学与晶体结构》，学生当然听得云里雾里。因为学生不知道如何准备，教师给学生任何分数，学生都无话可说。教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控制学生的分数，进而控制学生的进修，出国，就业等。
记得当时主讲《晶体学与晶体结构》的杨教授是个带有河南口音的苏北人，班上没有人能分清他讲的是“角”还是“度”，老蔡曾在寝室模仿杨教授讲课，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听杨教授的课那叫一个费劲。
《点阵几何》的迷惑性非常大，对于立方晶系，它的三根轴是互相垂直的。这与《立体解析几何》上的空间直角坐标是一致的。初步感觉有高中《立体解析几何》知识就足够了，但对于三斜晶系，在《点阵几何》中三个坐标轴相互间不垂直，坐标单位长度也不相同，这时候用高中《解析几何》的方法理解就有些笨拙了。而面心的单位平行六面体更抽象，它竟然需要四个结点来解析。如果课前没有预习，上课时临时抱佛脚，根本看不懂老师在黑板上的涂鸦，只能坐在课堂上听天书。
《点阵几何》要往深里学，必须读一些《几何场理论》才能理解透彻，位错理论本质是种点群变换，位错伯格矢量的变换数学上可以用点阵结构间的连续变换来表达。连续几何场理论，也就是规范场论一般采用波函数的守恒量来定义坐标轴，把点阵直线连接形成晶格坐标系。用量子波函数在哈密尔顿体系中描述位错的移动造成晶格变形得到的系统解，就是点阵结构。这涉及到《固体物理》与《复杂几何》方面的知识，一般材料系的本科生哪有时间精力去啃黄昆的大部头书？上课自然是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说起黄昆院士，感觉黄先生和徐先生的私交还可以。大概是91年，黄先生到上海公干。笔者在徐汇校区头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黄昆院士，黄先生的气场不如师昌绪，张存浩等人八面威风，他的风格与陈佳珥，孙枢等人类似，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黄先生给人初步印象就一弥勒佛似的小老头，戴顶瓜皮帽，见人点头笑嘻嘻，说两句话就双手合十，非常谦和低调。当时上海人还不时兴双手合十，黄先生在上海人堆里就比较另类，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因为没有预备知识，《晶体学与晶体结构》中的“点阵几何”，“晶体投影”，“点式空间群”，“非点式空间群”给人感觉理论深奥抽象，不明觉厉，象耍猴一样。笔者的《晶体学与晶体结构》期终考试得了78分，这个分数还是可以的，不少优秀同窗《晶体学与晶体结构》也就是刚好及格甚至补考。记得班上有个女生Y同学经常缺课，老师问起就请例假，因为《晶体学与晶体结构》基本上听不懂。
拉结骗她的爸爸拉班来月经了，偷父亲的神像（财产继承权的象征）。女同学用月经骗人，自古有之。拉结最后死于难产，没能与雅各白头偕老。骗人养成习惯了，心理负担太重，大难临头就乱了分寸。徐先生对此心有戚戚，他只喜欢男学生，不喜欢女学生。
Y同学的绝招就是考前打扮得花枝招展，到杨老师的办公室哭得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梨花带雨，结果考了90分。
点评：这是知识分子非常不好的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水平高，把学生玩弄于掌股之上，故意隐瞒事实。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其实只需花几个小时读一读《近世数学》与《点阵几何》，理解《晶体学与晶体结构》这门课就是“毛毛雨”。
笔者无意攻讦别人，也不是怕引起寒蝉效应。笔者无意讽刺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及世界各国著名大学，如果你没有从笔者的作品中读出拳拳善意，就请不要读下去了，这不是写给你看的。《没有准备好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只写了一半，笔者创作的初衷原本不是面向大众，笔者的写作对象是极少数专业人士，即是写给看得懂的读者。
《金属位错理论及塑性形变》是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从美国引进的时髦理论，在透射电子显微镜或场离子显微镜发明以前，苏联人是不承认位错理论的。因为最早的位错通过化学侵蚀法得到的低位错密度LiF样品上位错露头，并用光学显微镜间接显示出来的。这种方法让苏联科学家笑掉大牙，我们知道光学显微镜是看不到位错的，看到的可能是针眼气孔。位错是一种晶格畸变微观线缺陷，除非被其他位错缠住，位错必须能够移动，位移时不会产生轨迹缺陷，而缩孔夹杂着是金属铸凝固过程中产生的宏观缺陷，缩孔夹杂的移动必然产生位移轨迹。进行位错观测的前提是硅片材料表面必须具有很高的光洁度，实验重复的可能性非常小。苏联人据此认为，位错概念是唯心主义范畴，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不予理睬。位错看不见摸不着，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
尽管美国人赌博的方向看上去是对的，就象人体中的真气经络可以解释很多生理现象，真气经络确实还没有办法能用仪器观测到。换个角度看，电镜照片能证明位错是存在的，身体的感觉，针灸的疗效为什么就不能证明真气经络是存在的？
当年苏联人曾质疑，美国人看到的也可能是金属凝固过程中产生的缩孔，而不是能够沿晶面滑移的刃位错或螺旋位错。记得徐先生一次在实验室把位错理论拿来说事，当看到电子显微镜照片时，苏联科学家哑口无言。美苏在占领科技高地的竞争中，还是美国技高一筹，其态度让人无从置喙，仿佛他自己赢了一般。
对徐先生这番话，有人做过评论，老一辈科学家不懂电镜，不懂X射线。当时笔者不以为然，现在回头想来这个评价颇有深意，因为显微镜照片作假比真刀真枪做实验要容易得多。
实际上，苏联科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败下阵来，因为能够实时观察金属加工硬化的透射电镜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魔术的价值就是给人看的。仅仅用一张张电镜照片不能证明位错理论的正确性，要伪造电镜照片容易得很，毕竟造假比在晶格中大海捞针找位错要省事得多。不是所有的缺陷都是位错，铸造缩松，缩空，因为成分偏析，相变引起的热涨冷缩不均匀缺陷，甚至氢脆就不是位错，仅仅从透射电镜照片很难界定是位错，夹杂还是缩空。
实际上，金相样品用金刚石膏在丝绸上抛光多多少少都会产生瑕疵，这些抛光缺陷大都呈线条形状，用照相机拍下来当成位错拿到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荒唐事经常发生。硫酸侵蚀过的金相样品也会呈现蜘蛛网状缺陷，被误认为位错钉扎也不是不可能。金属材料研究中这样的谬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严格来讲，现在要重复五十年前的位错理论的经典电镜实验如LiF，KCl与单晶硅其实蛮困难的。一个科学实验过了五六十年还没有人能重复出来，就可以定性为学术不端，毕竟没有人是傻子。所以，一旦实验获得成功，不能很快把自己的实验工程化，让不相干的人也能重复出相同结果的科学家不是个合格的科学家。
记得笔者当年在交大学习位错理论的时候，胡庚祥教授在课堂上给大家看了一大堆位错光学显微镜照片，再放一部日本动画片《活的金属》，大家如醍醐灌顶，原来位错是这个样子的。
位错的文章在材料领域多如牛毛，笔者也读了不少位错方面的研究文献。他们共同的问题就是照片斧铄的痕迹比较明显，一句话，实验证据不可信。课堂上看到的光学显微镜照片中的”位错”完全可能是金属样品制备过程中硫酸腐蚀产生的缺陷，而不是晶格崎变。道理很简单，如果能用光学显微镜看见位错，就能用显微镜看到分子原子。
意大利人Vito Volterra是个基督徒，他一次搬运保险箱，右手中指被保险箱铸铁门翻过来砸伤。几个月后，他发现中指指甲被砸伤的部分从底部平移到指尖，而中指其他部分毫发无损。指甲是一种各种氨基酸合成而来的角蛋白，指甲的位移只是被新长出来的指甲一点点往上推而形成的。他由此得到灵感，经过祷告提出了位错理论。
可见，位错理论最早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闭门造车搞出来的一种理想化拓扑缺陷理论，它可以解释金属的实际强度为什么远低于实际值，金属塑性变形时所需剪切应力为什么远小于用弹性力学计算的理论值，晶体为什么会加工硬化与退火软化等基础问题。徐先生曾对加工硬化打了个比方，当时觉得字字珠玑，“加工硬化类似中国人做饺子，在盆中把面粉和水揉成面团，越揉面团韧性越强”。徐先生很会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交大56年为什么搬到西安？徐先生的理解是，因为徐汇校区本部就在华山路，搬到西安方便交大师生爬华山。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位错理论，笔者只是质疑位错理论证明实验的可重复性与可扩展性，以及在教材文章中多如牛毛的位错照片的真实性。能用单晶硅表面位错露头的间接证据证明不锈钢位错钉扎加工硬化吗？位错证明过程的逻辑明显出了问题。
金属机械性能小于理论值，加工硬化，退火软化可以有很多原因，位错不是唯一原因，氢脆，夹杂，气孔，针眼都造成金属机械性能下降，金属热涨冷缩产生的残余引力，晶格大小，晶间成分偏析，相变等也可以是加工硬化，退火软化的原因。
万马奔腾扬起的尘土铺天盖地，飞扬的尘土是骏马奔腾的原因吗？人身上的虱子与飞扬的尘土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根据位错理论，知道位错密度应该是可以计算晶体强度的，位错的用途只有理论和教学意义，工业上的实际用途非常有限。很少有材料工程师用伯格斯矢量计算金属材料强度的，不简洁的东西一般不好用，万有引力定律伟大就在于它简约，直观。
最简单的才是最合理的，如果没有抓住事物的深刻本质，就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哲学上，没有揭示客观规律与客观事物之间最本质的联系，只停留在问题表面的复杂性上，只能导致离问题的根本解决越来越远。数学只是客观世界的近似与模拟，毕竟不是客观事实，计算量越大系统误差也就越大。为了降低系统误差，科学家只好使用更复杂的计算，更复杂的计算反过来增加额外的误差，形成恶性循环。
材料科学家们发明了大量的计算方法，有限元，相场法，高斯消元法，拉氏变换法，Bowles－Mackenie（BM）分析法，Wechsler－Lieberman－Read（WLR）分析法等，这些计算华丽，逻辑清晰的方法一直停留在实验室，得不到推广，就是因为系统误差太大。位错理论矢量计算太复杂，case by case，只能用有限元计算，还没有通用性，不具备实际工程价值。
《弹性力学》本身就是为了降低系统误差的权宜之计，计算量大而复杂，计算复杂反过来增加了系统误差，为了降低系统误差不得不增加计算量，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弹性力学》里的复杂计算只具有理论与教学意义，没有实际价值。用《弹性力学》来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类似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养猪种菜，两者境界完全不同。
《金属凝固、偏析、回复与再结晶原理》课程在交大一般被称为《物理冶金原理》或《金属学》，在交大《物理冶金学》通常都是与《金属材料热处理》放在一起来讲。“四把火”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分得太细，精确到0.5秒，0.5度的热处理工艺也是那个老问题，只有教学意义，而无实际用途。因为热处理工艺学从未有个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完全是个人经验占支配地位。加热、保温、冷却三个过程不可间断。氮化工件工艺路线：锻造－退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除应力－粗磨－氮化－精磨。0.5秒内热处理炉降低0.5度，理论上可行，在实验室小型管式炉也可以用。但做大型工件实际操作既困难又无必要。正因为这些牢骚直接导致笔者补考《实验数据处理》，其实当年与笔者竞争校长职位的候选人们都应该补考大学《实验数据处理》。
一言以蔽之，从整本《金属学原理》来看，材料学家是用传统医学的思路来研究金属材料，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吃什么补什么，肾虚进猪肾，胃痛吃牛胃。现在很多文科类博士论文只看题目《某现状分析及对策》，就知道该博士论文用的是中医的办法在搞研究。光学显微镜照片具有特征形貌，材料学家发明相的概念来解释。照片在不同温度下形貌不同，材料科学家就引入相变的概念。那么，相变的本质是什么？科学家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就按惯例用热动力学来诠译。一般的说法，钢的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TTT图没有理论却好用，相平衡有理论却无实际用途。其实，TTT曲线与CCT曲线还是有理论依据的，相变热力学与动力学。我们知道，热力学动力学是门万金油学科，就象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八卦理论一样，热动力学可以套在任何领域，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解释。热动力学的问题就是实际工程中不好用，熵，焓等参数定量分析与实际测量太困难，工程师对热动力学一般兴趣都不大。
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TTT曲线是所有《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课程必学环节。所有的教材都以金相—硬度法为例介绍共析钢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的建立过程，实际情况是没有一所大学材料系能在本科生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实验课上能把TTT曲线的建立重复出来，因为要重复建立TTT曲线仅用硬度仪是不可能的。所有大学金属热处理教材都大同小异，以百度的内容为例。
“将共析钢加工成圆片状试样(φ 10×1.5mm)，并分成若干组，每组试样5 个～10 个。首先选一组试样加热至奥氏体化后，迅速转入A1以下一定温度的熔盐浴中等温，各试样停留不同时间之后，逐个取出试样，迅速淬入盐水中激冷，使尚未分解的过冷奥氏体变为马氏体，这样在金相显微镜下就可观察到过冷奥氏体的等温分解过程，记下过冷奥氏体向其他组织转变开始的时间和转变终了的时间；显然，等温时间不同，转变产物量就不同。一般将奥氏体转变量为1%～3%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开始时间，而把转变量为98%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终了的时间。由一组试样可以测出一个等温温度下转变开始和转变终了的间，根据需要也可以测出转变量为20%、50%、70%等的时间。多组试样在不同等温温度下进行试验，将各温度下的转变开始点和终了点都绘在温度—时间坐标系中，并将不同温度下的转变开始点和转变终了点分别连接成曲线，就可以得到共析钢的过冷奥氏体等温转变曲线”。[1]
大学老师都不会讲，为什么要共析钢加工成圆片状试样(φ 10×1.5mm)？为什么每组试样要分5 个～10 个，10个样品的统计结果有效吗？数学模型是什么？用金相分析转变量为20%、50%、70%等的时间合不合理？
光学显微镜看金相一般是50-500倍，以常见200X为例，目镜上1厘米长的区域实际是50微米，在(φ 10×1.5mm)的样品上最少可以找出40,000个区域。所以，光学显微镜观察硬度与样品的宏观尺寸，样品数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样品设计成圆片状估计是为了机加工方便，型钢出厂时大都是条状的。也可能是实验设计者考虑圆形加热均匀，圆片比方形更容易达到热平衡，可以提高实验效率，所以把样品设计成圆片状。无论是ISO还是ASTM都没有说明原因，学生只能靠猜。
其实，样品是圆是方，5个还是500个样品其实影响都不大，20%与70%相变程度差别大，仅仅5个样品够吗？国标，ISO与ASTM都对样品尺寸，放大倍数，取样数目有严格规定。其实国家标准中很多规定是不必要的，估计是实验设计者迷信，认为实验这么设计容易操作，结果容易重复，背后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稍微有概率论知识的中学生都知道，样品实际尺寸是显微照片的40,000倍，每次在40,000个完全不同的点中随机取五到十个点的组合，结果能够重复的可能性小得可以忽略不记。所以，5-10个点采样的实验设计完全不合理，国家标准中的很多规定是繁琐不必要的。
当然，还可以干得仔细些，先把样品分別加热到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1100度，静置10,20,30,40,50,60秒,2,3,4,5,6,7,8,9,10,11小时，淬火冷卻，用50,100,200,300,400,500倍光学显微镜观察金相，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在坐标图上分别标出10,20,30,40,50,60秒，1,2,3,4,5,6,7,8,9,10,11小时時各种结构所在的溫度区域，以此类推，将区域的分隔线连起来就是条TTT曲线 。这种实验可靠性要高点，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温度搞错，整条曲线不得不重来，前面花的时间材料只能作废。一张TTT曲线图大概需要三年时间，一本200页的TTT图集需要的人力，物力，金钱，时间可以用来修兵马俑了。没有人会傻到耗费宝贵的生命金钱去重复这种无意义的实验。如果坐在办公室拿一本化学手册，一个计算器，用现成的热动力学模型，再加一些根据经验摸索出来的热处理工艺，AutoCAD软件，边喝咖啡，边玩计算机，200页TTT图一个月就可以轻松完成。结果完全符合热动力学原理，别人还无话可说。
教科书上都没有讲为什么将奥氏体转变量为1%～3%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开始时间，而把转变量为98%所需的时间定为转变终了的时间。笔者估计是根据经验决定的，这个比例画出来的C曲线好看一些，背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如果取5%-90%画出来的TTT曲线肯定不是漂亮的C曲线了。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TTT曲线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理想状态的C曲线。第一个人做出来了，后面的人无法重复，只好用第一个人的结果。根据马太效应，大家都把第一个人的TTT曲线作为真理拿到课堂上讲。不知不觉，第一个人的结果就成了知识分子愚弄人民的工具。
课堂上讲得最多的就是，钢的TTT图在珠光体转变区域内有个转变结束最短时间，如果该温度附近的转变产物和性能如能满足退火的技术要求，则可按图索骥制订最经济的退火工艺。用TTT图为零件的形变热处理提供理论依据，在过冷奥氏体形变时不能发生组织的转变进行零件加工成型或者钢件焊接。教授们强调的是，先有理论，先有曲线，再有工艺。
实际情况是反过来的，温度区域就那么小，这些东西完全可以在生产实践中不废吹灰之力摸索出来。TTT曲线作者是先有经验，再总结经验作图，这样反而容易得多，更不容易穿帮。实际上没有一家钢铁厂会真在实际生产中使用TTT曲线，最多把TTT曲线挂在技术员办公室故弄玄虚，糊弄没有文化的工人，给技术人员上班偷懒找借口。
实际生产中CCT曲线用得比TTT曲线多些，过冷奥氏体连续冷却转变曲线CCT曲线则是各种不同冷速下，过冷奥氏体转变开始和结束温度和时间的关系图。CCT曲线就是让TTT曲线以恒定速率冷却，一个是恒温，一个是变温而已。CCT曲线与TTT曲线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实际上不经过艺术加工，人工数据回归分析不可能画出那么漂亮优美的曲线。
钢的连续冷却转变情况太复杂，有的新钢种根本没有办法测试过冷奥氏体连续冷却转变曲线，至今仍有许多特殊钢种的CCT图没能绘成，或者说没法造假，因为内行一眼就能看穿，TTT，CCT曲线都是假的。因为一个完整的CCT图必须注明奥氏体化温度、时间、晶粒度等级、不同速率的冷却曲线，转变量，硬度值，信息量比一张世界地图还大。越复杂越难重复，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就越多。材料学界只能用默认的方式，有人做过了，其他同行就不再浪费时间再做一遍。大家都心照不宣，反正别人的东西自己也重复不出来，何必自讨没趣？谁先做出来就用谁的TTT，CCT曲线，谁是权威就用谁的数据。
笔者最后一次见到徐先生是93年的冬天，春节刚过，徐先生早已是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还到北京公干。他到北京自然是住北科大招待所，笔者刚好去北科大找老高叙旧。老高是山东人，他说“八大学院”听上去象“八大靴”。那天早上三人在北科大食堂就着西葫芦酱菜喝小米粥，食堂的小米粥里面加了点碱，煮得很烂。
徐先生直言不讳：“你的问题是个态度问题。你的考试能力强，又不配合老师作弊，活该补考。X同学扩招就是给你一个明确的信号，考上研究生没有什么了不起，X同学在交大玩了四年不一样上研究生吗?你们四男一女五个人在沈阳那旮沓好好读研究生，磨砺自我。”
徐先生还推心置腹地劝笔者：“你最好研究生毕业就结婚生小孩，让谣言不攻自破。大家都知道你没有犯错不是因为性冷淡同性恋，而是你有坐怀不乱的崇高品德。J同学把女朋友带进男生宿舍过夜，你与他断交做得对。如果你直接去告发J同学，他肯定会被开除。但你也会落下出卖朋友的骂名，以后在学术界没法混下去了。如果你保持沉默，你们寝室四男一女都会被集体处分，甚至全部被开除。J同学是你最好的朋友，她女朋友当着你们的面在男生宿舍一睡就是一星期，已构成流氓活动事实。全交大都知道此事，大家都等着学校惩罚你们。最好的态度就是主动与他断交，抢在学校前面表明态度，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愤怒与你对罪恶的憎恶，这样才能拯救你们五个人。”老高后来悄悄告诉笔者：“徐老师的话俺听着有些说不出来的别扭”。的确，那天早上热腾腾的小米粥，加上徐先生的金玉良言让人回味无穷。
1999年笔者出国前回交大办理成绩单，还去材料楼拜访徐先生，可惜没有见到徐先生，能在电话里问候一下百忙之中的徐先生已经是极大的荣幸。
谁也不比谁好，大家都是实验室的小白鼠，徐先生也是。毫无疑问，徐先生是个好人，一个有缺陷的好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笔者写下此文名义上纪念徐先生，笔者的虚荣心昭然若揭，笔者的博文不也有炫耀的嫌疑吗？上帝啊，饶恕我吧！
斯人已去，潸然泪下，徐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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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1] 配图及文献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