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最高科技奖有感而发
羽飞，January 10 2018
侯云德院士获2017年度中国最高科技奖，笔者一下子回忆起那个在台上讲话的小老头。
首先，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侯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侯先生已是耄耋老人。国家最高科技奖类似终身成就奖，没有功劳有苦劳，其情可宥，侯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今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比去年有进步，明年会更好。
侯先生是江苏武进人，武进以前是和常州一样的地级市。2002年武进才成为常州的一个区，武进地区气候温暖，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武进可能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武进人非常聪明。贤必举江浙，武进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区区八十余万，武进历史上出过一千五百多个进士。一言以蔽之，武进既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中国学术界有很明显的裙带关系，主要是同乡与同窗之谊，导致学界山头主义泛滥成灾。
苏联的博士学位非常难拿，不是因为其博士论文水平高，而是苏联对博士学位申请者的俄语要求特别高。苏联那时候是大国沙文主义，苏联的雄心是把俄文变成世界语言。苏联人看中国留学生长得都一样，苏联对中国留学生的要求就是“一俊遮百丑”。只要你俄文好，我就对你另眼相看。只要你俄语讲得地道，什么都好商量。
西伯利亚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人强占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中国人一直都咽不下这口气。因为土地纠纷产生的历史原因，俄国人一直都不信任中国人，苏联人对中国留学生特别严厉。很多中国留学生为了说一口流利“法式”圣彼得堡口音的俄语，为了博得苏联人的信任，专门给舌头做了手术，就象犹太人的“割礼”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抓苏修间谍就专门看对方的舌头，如果舌头上有“割礼”那就是苏修间谍，一抓一个准。不知道侯先生舌头上有没有“割礼”，如果没有，侯先生被苏联破格授予正博士学位的确是个罕见的例子。
直到今天俄罗斯人都有个习惯，喜欢给中国学生纠正口音。俄语不过关，在苏联要拿学位门儿都没有。侯先生能够在四年内脱翼而出，让苏联人破格授予正博士学位，他的俄语应该出类拔萃才符合逻辑。
侯先生时代留苏回国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没有正博士学位的副博士，主要原因是俄语达不到要求。比如，上海交大有个牛人，周尧和院士被公认是五十年代留苏回国智商最高的学术大佬。在旁人看来，周先生的俄语底子相当好，他九十高龄还经常读俄语文献。周先生那么聪明的人，也是因为俄语过不了关，他在苏联苦读了四年，也只能勉强拿个副博士学位回国。
笔者八十年代就读到文献，在生命科学领域，新中国只有一个人拿到过苏联的正博士学位，获得生物学正博士学位的另有其人。笔者还是今天才从网上知道，侯先生也是苏联正博士。那么侯先生应该去外交部当俄语高翻，或者去北大当俄文教授。中国俄语大牛就那么几个人，侯先生虽然名声在外，这么多年来，笔者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侯先生原来还是个俄语大师。
复旦有个学术大牛，咱们宁波老乡谈家桢院士二年获得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上海人都知道，谈先生的英文绝对达不到美国博士学位要求。加州理工的博士生课程特别重，博士生第一年都在上课。查参考文献、博士论文立题、实验准备最少需要三个月。自己用英文写博士学位论文最少要半年时间，博士论文送审，发表文章，回国找工作最少要三个月，真正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间几乎没有。二年以小学生英文水平拿到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如果不是美国人放水，那是没可能的。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两年拿到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博士学位，时间上也不合逻辑。[1]
直到今天，海龟们回国都有博士学位证书，但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忘在美国、英国、俄国了，海归博士论文没有带回国是很常见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带回国了，一般情况下死活不肯拿出来给人看的。即使拿出来给人看，通常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海归博士大都这种情况。海归博士论文大都有个共同点，用晦涩的语言，加上复杂的数学公式，把博士论文搞得内行看不懂，出于虚荣心不敢说；外行见内行不说话，更不敢质疑。其实，如果一个博士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自己的博士论文解释清楚就不是个合格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因为伪造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成本太昂贵了，如果博士论文真的是水平高，就没有必要伪造博士学位了。看一个博士是否有水平，还就只能通过博士论文的质量来鉴定。笔者无意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中国科学家的“克莱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确不少。
在中国，提职称、涨工资、申请课题对学位学历都有硬性规定，所以，方鸿渐们用假洋博士学位回国混口饭吃是个普遍现象，其情可悯。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为自己多考虑也无可厚非。“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自己的虚荣心害惨了，到现在都没有汲取教训，方鸿渐的故事还将中国的大地上继续进行下去。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是66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81年卡尔加里大学主要是个培养专科生、中专生甚至技校生的大专院校。卡尔加里大学化学系81年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如果卡尔加里大学81年授予过化学博士学位，应该是以在爱民顿的阿尔伯特大学化学系名义授予的。所以，侯先生一年就获得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博士学位应该是以讹传讹。
经济学上有个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如果把货币看成一种资产，而非交易工具，货币需求不受利率影响。同样，博士学位是真是假并不重要，要得国家最高奖，关键是要看有无真才实学，是否为中国科技进步做过实质性贡献。
侯先生50年的研究经历并著述立言，着作等身，他在国内外杂志上付梓发表科学论文约400余篇，主要著作9部，其中《分子病毒学》一书有100多万字，这给人不明觉厉的印象。侯先生平均一个月半月发表一篇学术文章，45天内完成一篇学术文章，运气好的话，很多研究生都能做到。但50年如一日，每一个半月就发表一篇文章绝对是高效率的写手。估计侯先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写文章了，那侯先生科研的时间有多少呢？侯先生应该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因为基因测序工作是个简单重复的工作，基因测序需要人象机器人一样花大量时间重复劳动。就拿痘苗病毒来说，拿人一生的时间去给痘苗病毒测序也不够用，痘苗病毒基因测序工作需要天文数字的时间。
笔者有时候也在思考，其实创造一个楷模供人类敬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谎言通常都是真假参半，假的东西真不了。谎言终究是谎言，谎言迟早会被拆穿的。以发表科技文章为例，文章少了，很容易让人比下去，就不像个榜样了。文章太多，别人又会怀疑楷模写文章的时间花得太多，没有时间搞科研了，这的确是个矛盾。所谓“文章少而精”其实是句空话，精品文章说得轻巧，精品谈何容易。没有人是傻子，你能想到的，别人也想得到。现在的科技文章里面大都是糟粕，内容是不能拿出来仔细查看的。官方只能用文章的多寡来衡量科学家们的优劣，文章发表得多至少能证明科学家不是个懒惰的人。文章数量本质上是学术界的GDP，片面用文章的多寡来评价科学家的成果当然是不客观的。
创造一个楷模的最大缺陷就是，万一被人识破就被动了。所以，对科学家的评价最好还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贬低、不文过饰非。
侯先生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侯先生曾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上世纪末在学术界侯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记得有一年侯先生还得过“何梁何利奖”，可见侯先生的成绩单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直到今天，圈内很多人都不知道侯先生到底对中国科技做出过什么巨大贡献，因为侯先生给一般人印象他只是个行政领导，是个不搞科研的人。在笔者心目中侯先生就是个领导，从没感觉他是个科学家。
当然这是个错误印象，要说侯先生什么都干过，也说得过去。病毒、麻疹、梅毒、癌症、干扰素、乳头瘤、乳腺癌、艾滋病、非洲鲫鱼、妇女妊娠、人类基因、克隆基因、甲流疫苗、呼吸道疾病、脊髓灰质炎、氨酸蛋白酶、慢性宫颈炎、妇女性疣组织、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等他全干过。有人戏称，侯先生是个包治百病的神医，准确来说，侯先生应该是个经验丰富的内科、性病、妇科专科门诊大夫，“华佗在世”这么讲也说得过去。《聊斋志异·翩翩》讲了个性病的故事：罗子浮十四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宿娼。罗子浮身上长满了梅毒疮，溃烂发臭沾染床席，被妓院赶了出来，他只得在街市上讨饭。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性交是传播性病的常见途径，得了性病只能听天由命，忠诚自己的配偶是预防性病有效手段。如果侯先生只是中国高校一名普通教师，他很可能会被学校领导拿来做反面教材，搞科研千万别象“侯云德”跟风，什么时髦做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处打游击。没有一点系统性，什么都在研究，什么也不精，到最后一事无成。搞科研看准一个方向，就必须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才能出成果。
笔者1998年在北京一次学术会议后，大家一起吃饭，笔者在饭桌上见过侯先生，所以对侯先生有印象。侯先生小个，不胖不瘦，保养得很好，精神矍铄，性格温和，待人和气，谈吐得体。感觉侯先生的性格与半导体所的黄昆院士差不多，非常谦和，他是那种修养很好的人。
侯先生看就是讨人喜欢的那种类型，当时真不知道侯先生是苏联正博士，不然笔者肯定会当面请教。侯先生的特长是人脉，要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今年中科院不开张，该轮到工程院了，这是天时。侯先生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这是地利。侯先生的性格与方鸿渐有些相似，温良恭俭，但为人处世比方鸿渐要老道很多。侯先生在北京人脉广泛，德高望重，这是人和。
侯先生搞科研的时代，生物学家多用“障眼法”瞒天过海。生命现象有个适应性问题，人为用物理化学方法让动植物看上去有所不同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动植物看上去不同，生物学家就骗世人他们把动植物的基因改变了。其实动植物的基因从未改变过，现在动植物的基因与上帝创造世界时一模一样，从没有改变过，人类现在还没有技术能也改变生命的遗传基因。给动物多喂些营养食品，给植物多加肥料，动植物当然长得不一样。这些猫腻生物学家是绝对不会讲的，因为他们还要在生命科学领域里拿工资养家糊口，可以理解。这些问题只能由技术伦理学家来讨论，局外人不需要在学术圈内混饭吃，反而更客观。
只有把历史上的糟粕挑出来加以批判，生命科学才会轻装上阵，更好地造福人类。
就以干扰素为例，中国外国对干扰素的知识产权一直有争议。侯先生发明了人α1型基因工程干扰素，干扰素就是“Interferon”。干扰现象就是病毒的“吃独食”现象，即病毒感染某个细胞后再干扰其它病毒对该细胞的感染。本质上，干扰素并没有改变细胞或病毒基因，而基因的特征是遗传，基因必须要能一代代遗传下去。所以，侯先生在这里混淆了或偷换了基因工程与病毒干扰素的概念。因为“基因工程”是个时髦的词汇，只要头上顶着“基因工程”的帽子，申请科研经费要容易很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通过的流感病毒毒株命名法修正案，A/swine/Iowa/15/30 (H1N1)，A表示核蛋白为A型，该病毒株是1930年在Iowa分离，swine表示以猪为宿主，15是毒株序号，H1N1是病毒名称的缩写，“H”表示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N”表示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1表示“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第1型、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第1型”。笔者查遍UBC图书馆的资料，真没有查到侯先生A/Beijing/H*N1流感病毒株资料，可能这里面还是有知识产权问题争议，也可能侯先生只有中文病毒株命名，没有英文命名。
侯先生可以反驳，他的基因工程是构建病毒疫苗株的基因文库，进行病毒全部基因组的测序与分析，描绘完整基因组序列，Sequence Microbes当然是“基因工程”。
这话没有错，基因组测序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是个天方夜谭，基因测序完全可能是在做无用功。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基因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DNA实在太小了，小到对生命宏观效应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DNA上的碱基、羟基分布完全可能是随机的，经常用左手，左手肌肉肌纤维碱基多。腹肌用得少，腹肌纤维羟基多，蛋白质基因序列很有可能与宏观生命遗传现象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非要吹嘘完成痘苗病毒基因文库也可以，但要看以什么标准来这么吹。每个个体痘苗病毒都有唯一的基因序列，因此，侯先生的数据不可能精确的反映单独个体病毒的基因序列。它只能是很少量痘苗基因组的组合。1%这种随机基因测序组合方式只能是以偏概全，侯先生的数据意义仅限于，最多为将来鉴定不同个体痘苗病毒基因做一点框架性模糊性建议。
讲老实话，笔者对侯先生的研究并不多，因为笔者一直认为他是个行政领导，从来没有把侯先生当科学家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笔者对侯先生的国家最高奖有种负外部性的感觉，如果不指出来，中国科技史又记了一笔糊涂账。笔者替中国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着想，笔者反对把平庸之辈当成楷模写进历史，浪费子孙后代的时间去背诵阅读。笔者想到这里文思泉涌，竹筒倒豆子，不吐不快。
不知道侯先生84-90年用什么方法搞痘苗病毒基因测序的，无独有偶，巧合的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84年启动的。侯先生的痘苗病毒基因测序工作应该属于模式生物基因组计划，不知道侯先生是否用散弹枪测序法测量痘苗病毒基因组？
用散弹枪的办法还不如大数据的把边看成点的优先队列时间前向的办法可靠，大数据本质上属于问题转化办法，把新问题转化为已知解决办法的问题。但这么做可能会出错，如果问题不能自由转化，大数据就属于大几率赌博，何况散弹枪?散弹枪自动定序仪ABI3600测序的原理就象散弹枪，一打一大片，再把各个DNA碎片按一定算法序列重新整合在一起，得到整个基因组序列。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快速测定上千万碱基对基因序列，但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没有合适的算法。现在所谓的大数据空间亚线性算法更不可靠，所以IT行业有“算法值钱，而软件不值钱”的说法。不稳定的算法导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搞基因工程的科学家数学都不太好，生物学家很少花时间研究《数值计算与算法评价》课程，算法不同，导致的系统误差也是不同的。碱基对越多，长程有序越复杂，误差越大。基因测序工作量实在太大，光碱基对就有30亿，光是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的数目就是个天文数字，QA还没有办法检验，谁会有那么多时间金钱去验证基因测序的质量？基因测序工作量大得可以跟修兵马俑相提并论，第三方根本没有办法检验基因测序是否正确。只能你说DNA是什么顺序，就只能是什么顺序，反正别人也没办法证实。
每一个个体生物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序列，因此，基因测序不可能准确地显示单独生物个体的基因序列。基因测序只是很少量个体基因组的组合，基因测序只是为未来鉴定不同个体间基因组差异做一些最高基本的框架性工作。生物物理所魏院士曾有句名言，“用1-2％的DNA碱基排序绝对不能说明整个生物个体的遗传特征”。
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而特定的DNA序列重复顺序多，把计算机程序应用于基因排序工程中成为必然。现有的技术也只能用语音注释与翻译的方式，自动标注并自动纠错。原本想用计算机纠错掩盖基因组测序中的致命缺陷，拙劣的掩盖只能让研究雪上加霜。生物个体的差异性往往导致自动纠错错误越纠正越多，最终还是要依靠人工纠错，人工纠错相当于把浩瀚的基因测序工作再重新做一遍。经过人工纠错后的结果可重复性差，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人的经验不同，认知不同，仪器灵敏度不同，人还会犯错。你有证据证明那是碱基，我也有证据可以证明那是羟基。基因实在太小，基因测序一直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国家标准的。计算机纠错虽然是错误的结果，但计算机纠错的最大优点是可重复性高，别人做QA容易验证。基因测序计算机纠错有个著名的“笑话”，计算机测序的结果是黑人的基因序列有90%与白人的基因序列不同，而人的基因序列有90%与老鼠的基因序列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最近的算法股灾也是这个问题，大家都用相同的模型“风险相同的情况下，选择收益最大的投资”。全世界都用算法大同小异的软件炒股与资产重组，必然导致股市大起大落。
基因测序QA没有统一标准，还不好做。QA只能采用抽查的方式，一条碎片上的碱基就以亿计。抽查能取多少样，定位如何做到准确。要证明基因测序结果是假的，花的时间金钱比重新测序还多。反正别人也无法证明测序工作的准确性，不如将错就错，直接把计算机的结果当成测序结果并公开发表。这才基因测序工程的症结所在。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规模可以与秦始皇兵马俑、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相提并论。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时间在慢慢证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场科学骗局。侯先生搞痘苗病毒基因测序的初衷应该是测定组成痘苗病毒染色单倍体核苷酸序列，绘制痘苗基因组图谱，并且辨识其基因序列，达到破译痘苗病毒遗传信息，最终有助于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目的。
如果侯先生因为痘苗病毒基因测序能得国家最高奖，北京华大基因、中科院遗传所、南方基因中心等单位组更应该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侯先生的痘苗病毒基因测序跟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98年中美港科学家联合搞了一场国际科技合作骗局，为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宣称他们成功地将与华人和鼻咽癌有关的肿瘤抑制基因定位于人类第3号染色体的短臂3p21.3位点，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直接拉下水，进而把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印度、中国等都卷了进来。
生命有个条件反射现象，生物学家常常偷换概念，把生命中的条件反射等同于机器上的开关。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与机器开关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生命现象有个适应性奥秘。条件发射是可以因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要发现或制造刺激让某种生化反应，或某段蛋白质结构对特定生命现象的条件反射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生物活性的存在，要培养出活体条件反射的开关也不是难事，比如用毒品刺激神经中枢是很容易诱导活体产生上瘾的开关。机制解释也可以多种多样，难就难在不能用实验重复或仿真条件反射。这才是微观生物学难搞的原因，因为失去生物活性，生化反应就无法重复，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创造生命。
微生物学家把很多人体生物活性现象解释成开关有哲学上的问题，把人体活性用开关来解释，必然导致机械唯物主义。用机械的观点去分析生命现象，这本质上是方法论的错误。个人认为，微生物学界现在真正的哲学博士（Ph.D）已经很少了。
基因测序本质上是还原论，还原论在哲学上就是强调“简单性”，即把生命现象简单解释成各个基本组成单元之间的机械配合。还原论在物理、化学、计算机、机械工程等领域内取得了很多进展，如大数据云计算中的并行算法，如MapReduce就是还原论的一个成果，但机械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在基因工程领域是错误的研究思路。
如果癌症抑制是由基因序列决定的，人类与机器有何区别？鼻咽癌抑制基因是绝对不可能象开关样由染色体上的一个点决定的，任何癌症抑制都是宏观微观相互影响的结果。
笔者刚读到中山大学曾木圣在《自然·微生物学》上发表的最新文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81520108022，81502374，81230045）鼻咽癌可能是被EB病毒感染的，曾木圣等人“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EphA2的上皮细胞完全失去被EB病毒感染能力，EphA2胞外段的EBD和FNR结构域对其介导EB病毒感染极为关键，而胞内段结构域则可有可无”。可见，鼻咽癌抑制与染色体上的某个点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病毒感染才可能是导致癌症的原因。医生拿到DNA序列被破坏的检验报告，根据错误的遗传，医生完全可能据此认定，病人的自身修复能力已经被破坏。明明是病毒感染的“鼻炎癌”，错误的遗传理论完全可能误导医生相信病人得了不治之症，从而建议病人放弃治疗，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历史上有不少由病毒感染导致的“癌症”被误诊为不治之症的医疗事故，这都是错误的遗传理论造的孽。
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采用的是联合国的模式，自己的孩子自己管。中国人测中国人的基因，日本人测日本人的基因，美国人测美国人的基因等等。以信任为基础，也只能以盲目信任为基础，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去骗各自国家纳税人的钱。名义上数据共享，实际上大家都藏私。各测各的，各自心怀鬼胎。你无条件承认我的结果，我无条件承认你的结果。先把标准制定下来，大家联起手来欺骗全人类。
基因测序好有一比，我们可以打个“盲人摸砖”的比方来比喻国际人类基因测序。一个盲人完全不懂建筑，盲人的初衷是学习如何建造一栋高楼。盲人偶然摸到一栋高楼的一块砖，他同时发现每块砖都有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能。盲人想如果我能准确测量每块砖的重量、密度、硬度、表面积、孔洞率、拉伸强度，压缩强度、烧结温度以及化学成分，并排序做出图谱，只要砖头的数量测序得足够多，我就可以总结出其中规律，进而知道街上所有的大楼是什么样子的，我也可以根据砖头的样子总结经验，造出各种各样的楼房来，因为所有的大楼都是砖这种最小单位组成的。盲人相信每块砖都不一样，总有一块砖象开关样控制大楼的窗户，盲人花了他一生的时间在研究大楼的基本单位，砖头。直到盲人去世的那天，他已经研究了大楼最高层一个大厅里每一块砖。他把每块砖的物理性能做了排序，化学成分做了系统的图谱，发表了400篇文章。人类被盲人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授予盲人最高科技奖，盲人成为人类的学术权威与崇拜偶像。
盲人还是不知道街上的大楼是什么样子的，很多时候越研究越糊涂。砖头里面的碳酸盐百分比与大楼窗户的数量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内在必然联系呢？盲人为此做了很多理论与实验工作，发展了不少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基因图谱会影响大楼的安全出口数量，这些理论与模型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盲人也带了不少博士生，桃李已经满天下。盲人垂垂老矣，他还是不知道如何盖出一座高楼，时间已经浪费了。盲人弥留之际得出结论，他不知道如何盖高楼，是因为每一块砖都不一样。而他研究的砖头数量只占高楼砖头总量的1%不到，不知道大楼的样子是砖头研究得还不够多的原因。解决方案只能是让自己的儿子孙子继续研究砖头，夯实基础，直到研究的砖头数量占总量的10%，那样，我的儿子应该能知道大街上的楼房是什么样子的，人类也可以知道如何盖高楼了。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每块砖的物理化学特性与大楼的高度、墙的厚度等是有必然联系的。只不过这些联系是毛发，即次要矛盾，盲人的问题是他没有抓住研究的精髓，即主要矛盾，所以盲人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遗传学家的缺点主要有三，一是迷信，二是分不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区别，三是不会提纲挈领，研究缺乏系统性，抓不住本质。
X射线衍射是打不出双螺旋的，而蛋白质99%都是无定形，1%的取样比例完全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年沃深靠撒谎得了诺贝尔奖，全世界都被DNA忽悠了，DNA理论被当成真理写进世界各国中小学生物课教材，全中国每个中学生必须背诵双螺旋DNA这个伪科学才能高中毕业。遗传学家从此一口咬定DNA是唯一遗传物质，其根据是精子太小，里面只有染色体DNA。这个谎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于微生物来讲，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染色体DNA绝对不是宏观生命现象唯一的遗传物质。从观察病毒得出的结论是不能随便扩展到人类的，遗传是种宏观效应，遗传只能从宏观上进行研究。精子只是一把钥匙，而卵子、子宫与母体才是更重要的打开生命之门的锁。证据近在咫尺，遗传学家们却视而不见。人类的遗传特征绝对不可能仅仅由精子卵子里面那几十对染色体决定的，楼房的安全出口数量，通风口位置，阳台朝向等特征怎么可能由楼房的最基本单位，砖头的物理化学性能决定呢？
遗传学家们只眼盯着DNA。到处许诺，请给我钱吧，只要我把基因序列测定，就可以破解遗传密码、揭开生命的奥秘、治愈癌症、创造生命、包治百病。不学习建筑，就是把所有砖头的物理化学性能都制成图谱，也无济于事，研究砖头永远无法建造楼房。海边的砂每一颗都不一样，如果把海边每颗砂的物理化学性能都做成图谱，我们就能象上帝那样从无到有，凭空创造砂滩与海洋吗？因为走歪了路，花再多的时间金钱也是白费力气。
尽管很多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意识到双螺旋DNA模型可能是有问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诺贝尔奖的权威性，还是把双螺旋DNA理论作为真理推荐给世界各国。大家都在DNA领域摸着石头过河，毕竟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政府就默许先把双螺旋DNA理论写进中学教材，或许这个研究方向真能揭示生命的奥秘。
笔者的观点是，已经给错了奖励的科研成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实事求是地能宽容予以宽容，未发生的错误应该尽量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做法。没有功劳有苦劳，从经济学的正外部性角度，笔者不反对给侯先生好的待遇，关键是从侯先生的事体能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最重要的。
基因工程现在就象“盲人摸砖”那样，天天在研究基因测序这块砖头，就是穷尽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创造生命。因为基因工程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完全是在浪荡时间金钱。
每个个体物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序列，每个生命个体的基因序列是一直在变化的，生命必须依靠新陈代谢才能继续。只有死人的基因序列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两个死人的基因序列是相同的。人如果能够死两次，他两次死后的基因序列也是不同的。那么基因测序有什么意义呢？基因测序本质上是个哲学问题，基因测序在哲学上违反了赫拉克利特的结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基因测序忽略“物质是运动的”这一基本哲学思想，基因测序在哲学上否定辨正唯物主义，基因测序Strain Sequencing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所以，侯先生需要补考《马克思主义原理》。
侯先生如果自己开诊所，专门治疗性病妇科病，估计发财应该没有问题。可惜以前大家都没有看出来，古人云，人不可貌相。现在侯先生得了国家最高奖，可以比肩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名留清史?
从知识产权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应该给侯先生国家最高奖。比如侯先生从中国妇女性疣组织中分离克隆了人乳头瘤病毒6型、单纯疱疹病毒2型，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侯先生诺贝尔奖都配得的。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侯先生一个人身上，至少可以在社会舆论上获得支持，中国拥有乳头瘤病毒知识产权。这是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还是另有原因，笔者没有证据，不便在此妄猜。
笔者完全是出于好意，目的是让大家清醒清醒。中国科技界目前没有什么天才，现状是一帮中等水平的学生在领导中国人民搞科研，这众所周知的事体。
总而言之，今年的国家最高奖比去年还是有进步，看得出来，今年中国政府比去年要认真很多。侯先生无论在科学理论的凝练上，还是在技术进步，产业化方面都比去年的最高奖有进步。
盼望王泽山院士的爆炸理论能够回答宇宙的起源问题。盼望明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应该会更好。
祝福中国！
Reference
[1]http://enewstree.com/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097
羽飞，January 10 2018
侯云德院士获2017年度中国最高科技奖，笔者一下子回忆起那个在台上讲话的小老头。
首先，笔者无意全盘否定侯先生对中国科技的贡献，侯先生已是耄耋老人。国家最高科技奖类似终身成就奖，没有功劳有苦劳，其情可宥，侯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今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比去年有进步，明年会更好。
侯先生是江苏武进人，武进以前是和常州一样的地级市。2002年武进才成为常州的一个区，武进地区气候温暖，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武进可能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武进人非常聪明。贤必举江浙，武进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区区八十余万，武进历史上出过一千五百多个进士。一言以蔽之，武进既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中国学术界有很明显的裙带关系，主要是同乡与同窗之谊，导致学界山头主义泛滥成灾。
苏联的博士学位非常难拿，不是因为其博士论文水平高，而是苏联对博士学位申请者的俄语要求特别高。苏联那时候是大国沙文主义，苏联的雄心是把俄文变成世界语言。苏联人看中国留学生长得都一样，苏联对中国留学生的要求就是“一俊遮百丑”。只要你俄文好，我就对你另眼相看。只要你俄语讲得地道，什么都好商量。
西伯利亚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人强占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中国人一直都咽不下这口气。因为土地纠纷产生的历史原因，俄国人一直都不信任中国人，苏联人对中国留学生特别严厉。很多中国留学生为了说一口流利“法式”圣彼得堡口音的俄语，为了博得苏联人的信任，专门给舌头做了手术，就象犹太人的“割礼”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抓苏修间谍就专门看对方的舌头，如果舌头上有“割礼”那就是苏修间谍，一抓一个准。不知道侯先生舌头上有没有“割礼”，如果没有，侯先生被苏联破格授予正博士学位的确是个罕见的例子。
直到今天俄罗斯人都有个习惯，喜欢给中国学生纠正口音。俄语不过关，在苏联要拿学位门儿都没有。侯先生能够在四年内脱翼而出，让苏联人破格授予正博士学位，他的俄语应该出类拔萃才符合逻辑。
侯先生时代留苏回国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没有正博士学位的副博士，主要原因是俄语达不到要求。比如，上海交大有个牛人，周尧和院士被公认是五十年代留苏回国智商最高的学术大佬。在旁人看来，周先生的俄语底子相当好，他九十高龄还经常读俄语文献。周先生那么聪明的人，也是因为俄语过不了关，他在苏联苦读了四年，也只能勉强拿个副博士学位回国。
笔者八十年代就读到文献，在生命科学领域，新中国只有一个人拿到过苏联的正博士学位，获得生物学正博士学位的另有其人。笔者还是今天才从网上知道，侯先生也是苏联正博士。那么侯先生应该去外交部当俄语高翻，或者去北大当俄文教授。中国俄语大牛就那么几个人，侯先生虽然名声在外，这么多年来，笔者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侯先生原来还是个俄语大师。
复旦有个学术大牛，咱们宁波老乡谈家桢院士二年获得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上海人都知道，谈先生的英文绝对达不到美国博士学位要求。加州理工的博士生课程特别重，博士生第一年都在上课。查参考文献、博士论文立题、实验准备最少需要三个月。自己用英文写博士学位论文最少要半年时间，博士论文送审，发表文章，回国找工作最少要三个月，真正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间几乎没有。二年以小学生英文水平拿到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如果不是美国人放水，那是没可能的。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两年拿到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博士学位，时间上也不合逻辑。[1]
直到今天，海龟们回国都有博士学位证书，但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忘在美国、英国、俄国了，海归博士论文没有带回国是很常见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带回国了，一般情况下死活不肯拿出来给人看的。即使拿出来给人看，通常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海归博士大都这种情况。海归博士论文大都有个共同点，用晦涩的语言，加上复杂的数学公式，把博士论文搞得内行看不懂，出于虚荣心不敢说；外行见内行不说话，更不敢质疑。其实，如果一个博士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自己的博士论文解释清楚就不是个合格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因为伪造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成本太昂贵了，如果博士论文真的是水平高，就没有必要伪造博士学位了。看一个博士是否有水平，还就只能通过博士论文的质量来鉴定。笔者无意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中国科学家的“克莱顿”大学博士学位的确不少。
在中国，提职称、涨工资、申请课题对学位学历都有硬性规定，所以，方鸿渐们用假洋博士学位回国混口饭吃是个普遍现象，其情可悯。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为自己多考虑也无可厚非。“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自己的虚荣心害惨了，到现在都没有汲取教训，方鸿渐的故事还将中国的大地上继续进行下去。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是66年才成立的年轻大学，81年卡尔加里大学主要是个培养专科生、中专生甚至技校生的大专院校。卡尔加里大学化学系81年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如果卡尔加里大学81年授予过化学博士学位，应该是以在爱民顿的阿尔伯特大学化学系名义授予的。所以，侯先生一年就获得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博士学位应该是以讹传讹。
经济学上有个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如果把货币看成一种资产，而非交易工具，货币需求不受利率影响。同样，博士学位是真是假并不重要，要得国家最高奖，关键是要看有无真才实学，是否为中国科技进步做过实质性贡献。
侯先生50年的研究经历并著述立言，着作等身，他在国内外杂志上付梓发表科学论文约400余篇，主要著作9部，其中《分子病毒学》一书有100多万字，这给人不明觉厉的印象。侯先生平均一个月半月发表一篇学术文章，45天内完成一篇学术文章，运气好的话，很多研究生都能做到。但50年如一日，每一个半月就发表一篇文章绝对是高效率的写手。估计侯先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写文章了，那侯先生科研的时间有多少呢？侯先生应该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因为基因测序工作是个简单重复的工作，基因测序需要人象机器人一样花大量时间重复劳动。就拿痘苗病毒来说，拿人一生的时间去给痘苗病毒测序也不够用，痘苗病毒基因测序工作需要天文数字的时间。
笔者有时候也在思考，其实创造一个楷模供人类敬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谎言通常都是真假参半，假的东西真不了。谎言终究是谎言，谎言迟早会被拆穿的。以发表科技文章为例，文章少了，很容易让人比下去，就不像个榜样了。文章太多，别人又会怀疑楷模写文章的时间花得太多，没有时间搞科研了，这的确是个矛盾。所谓“文章少而精”其实是句空话，精品文章说得轻巧，精品谈何容易。没有人是傻子，你能想到的，别人也想得到。现在的科技文章里面大都是糟粕，内容是不能拿出来仔细查看的。官方只能用文章的多寡来衡量科学家们的优劣，文章发表得多至少能证明科学家不是个懒惰的人。文章数量本质上是学术界的GDP，片面用文章的多寡来评价科学家的成果当然是不客观的。
创造一个楷模的最大缺陷就是，万一被人识破就被动了。所以，对科学家的评价最好还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贬低、不文过饰非。
侯先生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侯先生曾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上世纪末在学术界侯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记得有一年侯先生还得过“何梁何利奖”，可见侯先生的成绩单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直到今天，圈内很多人都不知道侯先生到底对中国科技做出过什么巨大贡献，因为侯先生给一般人印象他只是个行政领导，是个不搞科研的人。在笔者心目中侯先生就是个领导，从没感觉他是个科学家。
当然这是个错误印象，要说侯先生什么都干过，也说得过去。病毒、麻疹、梅毒、癌症、干扰素、乳头瘤、乳腺癌、艾滋病、非洲鲫鱼、妇女妊娠、人类基因、克隆基因、甲流疫苗、呼吸道疾病、脊髓灰质炎、氨酸蛋白酶、慢性宫颈炎、妇女性疣组织、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等他全干过。有人戏称，侯先生是个包治百病的神医，准确来说，侯先生应该是个经验丰富的内科、性病、妇科专科门诊大夫，“华佗在世”这么讲也说得过去。《聊斋志异·翩翩》讲了个性病的故事：罗子浮十四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宿娼。罗子浮身上长满了梅毒疮，溃烂发臭沾染床席，被妓院赶了出来，他只得在街市上讨饭。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性交是传播性病的常见途径，得了性病只能听天由命，忠诚自己的配偶是预防性病有效手段。如果侯先生只是中国高校一名普通教师，他很可能会被学校领导拿来做反面教材，搞科研千万别象“侯云德”跟风，什么时髦做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到处打游击。没有一点系统性，什么都在研究，什么也不精，到最后一事无成。搞科研看准一个方向，就必须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才能出成果。
笔者1998年在北京一次学术会议后，大家一起吃饭，笔者在饭桌上见过侯先生，所以对侯先生有印象。侯先生小个，不胖不瘦，保养得很好，精神矍铄，性格温和，待人和气，谈吐得体。感觉侯先生的性格与半导体所的黄昆院士差不多，非常谦和，他是那种修养很好的人。
侯先生看就是讨人喜欢的那种类型，当时真不知道侯先生是苏联正博士，不然笔者肯定会当面请教。侯先生的特长是人脉，要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今年中科院不开张，该轮到工程院了，这是天时。侯先生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这是地利。侯先生的性格与方鸿渐有些相似，温良恭俭，但为人处世比方鸿渐要老道很多。侯先生在北京人脉广泛，德高望重，这是人和。
侯先生搞科研的时代，生物学家多用“障眼法”瞒天过海。生命现象有个适应性问题，人为用物理化学方法让动植物看上去有所不同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动植物看上去不同，生物学家就骗世人他们把动植物的基因改变了。其实动植物的基因从未改变过，现在动植物的基因与上帝创造世界时一模一样，从没有改变过，人类现在还没有技术能也改变生命的遗传基因。给动物多喂些营养食品，给植物多加肥料，动植物当然长得不一样。这些猫腻生物学家是绝对不会讲的，因为他们还要在生命科学领域里拿工资养家糊口，可以理解。这些问题只能由技术伦理学家来讨论，局外人不需要在学术圈内混饭吃，反而更客观。
只有把历史上的糟粕挑出来加以批判，生命科学才会轻装上阵，更好地造福人类。
就以干扰素为例，中国外国对干扰素的知识产权一直有争议。侯先生发明了人α1型基因工程干扰素，干扰素就是“Interferon”。干扰现象就是病毒的“吃独食”现象，即病毒感染某个细胞后再干扰其它病毒对该细胞的感染。本质上，干扰素并没有改变细胞或病毒基因，而基因的特征是遗传，基因必须要能一代代遗传下去。所以，侯先生在这里混淆了或偷换了基因工程与病毒干扰素的概念。因为“基因工程”是个时髦的词汇，只要头上顶着“基因工程”的帽子，申请科研经费要容易很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通过的流感病毒毒株命名法修正案，A/swine/Iowa/15/30 (H1N1)，A表示核蛋白为A型，该病毒株是1930年在Iowa分离，swine表示以猪为宿主，15是毒株序号，H1N1是病毒名称的缩写，“H”表示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N”表示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1表示“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第1型、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第1型”。笔者查遍UBC图书馆的资料，真没有查到侯先生A/Beijing/H*N1流感病毒株资料，可能这里面还是有知识产权问题争议，也可能侯先生只有中文病毒株命名，没有英文命名。
侯先生可以反驳，他的基因工程是构建病毒疫苗株的基因文库，进行病毒全部基因组的测序与分析，描绘完整基因组序列，Sequence Microbes当然是“基因工程”。
这话没有错，基因组测序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是个天方夜谭，基因测序完全可能是在做无用功。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基因理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DNA实在太小了，小到对生命宏观效应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DNA上的碱基、羟基分布完全可能是随机的，经常用左手，左手肌肉肌纤维碱基多。腹肌用得少，腹肌纤维羟基多，蛋白质基因序列很有可能与宏观生命遗传现象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非要吹嘘完成痘苗病毒基因文库也可以，但要看以什么标准来这么吹。每个个体痘苗病毒都有唯一的基因序列，因此，侯先生的数据不可能精确的反映单独个体病毒的基因序列。它只能是很少量痘苗基因组的组合。1%这种随机基因测序组合方式只能是以偏概全，侯先生的数据意义仅限于，最多为将来鉴定不同个体痘苗病毒基因做一点框架性模糊性建议。
讲老实话，笔者对侯先生的研究并不多，因为笔者一直认为他是个行政领导，从来没有把侯先生当科学家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笔者对侯先生的国家最高奖有种负外部性的感觉，如果不指出来，中国科技史又记了一笔糊涂账。笔者替中国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着想，笔者反对把平庸之辈当成楷模写进历史，浪费子孙后代的时间去背诵阅读。笔者想到这里文思泉涌，竹筒倒豆子，不吐不快。
不知道侯先生84-90年用什么方法搞痘苗病毒基因测序的，无独有偶，巧合的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是84年启动的。侯先生的痘苗病毒基因测序工作应该属于模式生物基因组计划，不知道侯先生是否用散弹枪测序法测量痘苗病毒基因组？
用散弹枪的办法还不如大数据的把边看成点的优先队列时间前向的办法可靠，大数据本质上属于问题转化办法，把新问题转化为已知解决办法的问题。但这么做可能会出错，如果问题不能自由转化，大数据就属于大几率赌博，何况散弹枪?散弹枪自动定序仪ABI3600测序的原理就象散弹枪，一打一大片，再把各个DNA碎片按一定算法序列重新整合在一起，得到整个基因组序列。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快速测定上千万碱基对基因序列，但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没有合适的算法。现在所谓的大数据空间亚线性算法更不可靠，所以IT行业有“算法值钱，而软件不值钱”的说法。不稳定的算法导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搞基因工程的科学家数学都不太好，生物学家很少花时间研究《数值计算与算法评价》课程，算法不同，导致的系统误差也是不同的。碱基对越多，长程有序越复杂，误差越大。基因测序工作量实在太大，光碱基对就有30亿，光是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的数目就是个天文数字，QA还没有办法检验，谁会有那么多时间金钱去验证基因测序的质量？基因测序工作量大得可以跟修兵马俑相提并论，第三方根本没有办法检验基因测序是否正确。只能你说DNA是什么顺序，就只能是什么顺序，反正别人也没办法证实。
每一个个体生物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序列，因此，基因测序不可能准确地显示单独生物个体的基因序列。基因测序只是很少量个体基因组的组合，基因测序只是为未来鉴定不同个体间基因组差异做一些最高基本的框架性工作。生物物理所魏院士曾有句名言，“用1-2％的DNA碱基排序绝对不能说明整个生物个体的遗传特征”。
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而特定的DNA序列重复顺序多，把计算机程序应用于基因排序工程中成为必然。现有的技术也只能用语音注释与翻译的方式，自动标注并自动纠错。原本想用计算机纠错掩盖基因组测序中的致命缺陷，拙劣的掩盖只能让研究雪上加霜。生物个体的差异性往往导致自动纠错错误越纠正越多，最终还是要依靠人工纠错，人工纠错相当于把浩瀚的基因测序工作再重新做一遍。经过人工纠错后的结果可重复性差，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人的经验不同，认知不同，仪器灵敏度不同，人还会犯错。你有证据证明那是碱基，我也有证据可以证明那是羟基。基因实在太小，基因测序一直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国家标准的。计算机纠错虽然是错误的结果，但计算机纠错的最大优点是可重复性高，别人做QA容易验证。基因测序计算机纠错有个著名的“笑话”，计算机测序的结果是黑人的基因序列有90%与白人的基因序列不同，而人的基因序列有90%与老鼠的基因序列相同，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最近的算法股灾也是这个问题，大家都用相同的模型“风险相同的情况下，选择收益最大的投资”。全世界都用算法大同小异的软件炒股与资产重组，必然导致股市大起大落。
基因测序QA没有统一标准，还不好做。QA只能采用抽查的方式，一条碎片上的碱基就以亿计。抽查能取多少样，定位如何做到准确。要证明基因测序结果是假的，花的时间金钱比重新测序还多。反正别人也无法证明测序工作的准确性，不如将错就错，直接把计算机的结果当成测序结果并公开发表。这才基因测序工程的症结所在。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规模可以与秦始皇兵马俑、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相提并论。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时间在慢慢证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场科学骗局。侯先生搞痘苗病毒基因测序的初衷应该是测定组成痘苗病毒染色单倍体核苷酸序列，绘制痘苗基因组图谱，并且辨识其基因序列，达到破译痘苗病毒遗传信息，最终有助于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目的。
如果侯先生因为痘苗病毒基因测序能得国家最高奖，北京华大基因、中科院遗传所、南方基因中心等单位组更应该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侯先生的痘苗病毒基因测序跟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98年中美港科学家联合搞了一场国际科技合作骗局，为了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宣称他们成功地将与华人和鼻咽癌有关的肿瘤抑制基因定位于人类第3号染色体的短臂3p21.3位点，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直接拉下水，进而把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印度、中国等都卷了进来。
生命有个条件反射现象，生物学家常常偷换概念，把生命中的条件反射等同于机器上的开关。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与机器开关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生命现象有个适应性奥秘。条件发射是可以因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要发现或制造刺激让某种生化反应，或某段蛋白质结构对特定生命现象的条件反射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生物活性的存在，要培养出活体条件反射的开关也不是难事，比如用毒品刺激神经中枢是很容易诱导活体产生上瘾的开关。机制解释也可以多种多样，难就难在不能用实验重复或仿真条件反射。这才是微观生物学难搞的原因，因为失去生物活性，生化反应就无法重复，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创造生命。
微生物学家把很多人体生物活性现象解释成开关有哲学上的问题，把人体活性用开关来解释，必然导致机械唯物主义。用机械的观点去分析生命现象，这本质上是方法论的错误。个人认为，微生物学界现在真正的哲学博士（Ph.D）已经很少了。
基因测序本质上是还原论，还原论在哲学上就是强调“简单性”，即把生命现象简单解释成各个基本组成单元之间的机械配合。还原论在物理、化学、计算机、机械工程等领域内取得了很多进展，如大数据云计算中的并行算法，如MapReduce就是还原论的一个成果，但机械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在基因工程领域是错误的研究思路。
如果癌症抑制是由基因序列决定的，人类与机器有何区别？鼻咽癌抑制基因是绝对不可能象开关样由染色体上的一个点决定的，任何癌症抑制都是宏观微观相互影响的结果。
笔者刚读到中山大学曾木圣在《自然·微生物学》上发表的最新文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81520108022，81502374，81230045）鼻咽癌可能是被EB病毒感染的，曾木圣等人“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EphA2的上皮细胞完全失去被EB病毒感染能力，EphA2胞外段的EBD和FNR结构域对其介导EB病毒感染极为关键，而胞内段结构域则可有可无”。可见，鼻咽癌抑制与染色体上的某个点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病毒感染才可能是导致癌症的原因。医生拿到DNA序列被破坏的检验报告，根据错误的遗传，医生完全可能据此认定，病人的自身修复能力已经被破坏。明明是病毒感染的“鼻炎癌”，错误的遗传理论完全可能误导医生相信病人得了不治之症，从而建议病人放弃治疗，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历史上有不少由病毒感染导致的“癌症”被误诊为不治之症的医疗事故，这都是错误的遗传理论造的孽。
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采用的是联合国的模式，自己的孩子自己管。中国人测中国人的基因，日本人测日本人的基因，美国人测美国人的基因等等。以信任为基础，也只能以盲目信任为基础，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去骗各自国家纳税人的钱。名义上数据共享，实际上大家都藏私。各测各的，各自心怀鬼胎。你无条件承认我的结果，我无条件承认你的结果。先把标准制定下来，大家联起手来欺骗全人类。
基因测序好有一比，我们可以打个“盲人摸砖”的比方来比喻国际人类基因测序。一个盲人完全不懂建筑，盲人的初衷是学习如何建造一栋高楼。盲人偶然摸到一栋高楼的一块砖，他同时发现每块砖都有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能。盲人想如果我能准确测量每块砖的重量、密度、硬度、表面积、孔洞率、拉伸强度，压缩强度、烧结温度以及化学成分，并排序做出图谱，只要砖头的数量测序得足够多，我就可以总结出其中规律，进而知道街上所有的大楼是什么样子的，我也可以根据砖头的样子总结经验，造出各种各样的楼房来，因为所有的大楼都是砖这种最小单位组成的。盲人相信每块砖都不一样，总有一块砖象开关样控制大楼的窗户，盲人花了他一生的时间在研究大楼的基本单位，砖头。直到盲人去世的那天，他已经研究了大楼最高层一个大厅里每一块砖。他把每块砖的物理性能做了排序，化学成分做了系统的图谱，发表了400篇文章。人类被盲人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授予盲人最高科技奖，盲人成为人类的学术权威与崇拜偶像。
盲人还是不知道街上的大楼是什么样子的，很多时候越研究越糊涂。砖头里面的碳酸盐百分比与大楼窗户的数量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内在必然联系呢？盲人为此做了很多理论与实验工作，发展了不少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基因图谱会影响大楼的安全出口数量，这些理论与模型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盲人也带了不少博士生，桃李已经满天下。盲人垂垂老矣，他还是不知道如何盖出一座高楼，时间已经浪费了。盲人弥留之际得出结论，他不知道如何盖高楼，是因为每一块砖都不一样。而他研究的砖头数量只占高楼砖头总量的1%不到，不知道大楼的样子是砖头研究得还不够多的原因。解决方案只能是让自己的儿子孙子继续研究砖头，夯实基础，直到研究的砖头数量占总量的10%，那样，我的儿子应该能知道大街上的楼房是什么样子的，人类也可以知道如何盖高楼了。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每块砖的物理化学特性与大楼的高度、墙的厚度等是有必然联系的。只不过这些联系是毛发，即次要矛盾，盲人的问题是他没有抓住研究的精髓，即主要矛盾，所以盲人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遗传学家的缺点主要有三，一是迷信，二是分不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区别，三是不会提纲挈领，研究缺乏系统性，抓不住本质。
X射线衍射是打不出双螺旋的，而蛋白质99%都是无定形，1%的取样比例完全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年沃深靠撒谎得了诺贝尔奖，全世界都被DNA忽悠了，DNA理论被当成真理写进世界各国中小学生物课教材，全中国每个中学生必须背诵双螺旋DNA这个伪科学才能高中毕业。遗传学家从此一口咬定DNA是唯一遗传物质，其根据是精子太小，里面只有染色体DNA。这个谎言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于微生物来讲，DNA可能是遗传物质，但染色体DNA绝对不是宏观生命现象唯一的遗传物质。从观察病毒得出的结论是不能随便扩展到人类的，遗传是种宏观效应，遗传只能从宏观上进行研究。精子只是一把钥匙，而卵子、子宫与母体才是更重要的打开生命之门的锁。证据近在咫尺，遗传学家们却视而不见。人类的遗传特征绝对不可能仅仅由精子卵子里面那几十对染色体决定的，楼房的安全出口数量，通风口位置，阳台朝向等特征怎么可能由楼房的最基本单位，砖头的物理化学性能决定呢？
遗传学家们只眼盯着DNA。到处许诺，请给我钱吧，只要我把基因序列测定，就可以破解遗传密码、揭开生命的奥秘、治愈癌症、创造生命、包治百病。不学习建筑，就是把所有砖头的物理化学性能都制成图谱，也无济于事，研究砖头永远无法建造楼房。海边的砂每一颗都不一样，如果把海边每颗砂的物理化学性能都做成图谱，我们就能象上帝那样从无到有，凭空创造砂滩与海洋吗？因为走歪了路，花再多的时间金钱也是白费力气。
尽管很多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意识到双螺旋DNA模型可能是有问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诺贝尔奖的权威性，还是把双螺旋DNA理论作为真理推荐给世界各国。大家都在DNA领域摸着石头过河，毕竟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政府就默许先把双螺旋DNA理论写进中学教材，或许这个研究方向真能揭示生命的奥秘。
笔者的观点是，已经给错了奖励的科研成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实事求是地能宽容予以宽容，未发生的错误应该尽量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做法。没有功劳有苦劳，从经济学的正外部性角度，笔者不反对给侯先生好的待遇，关键是从侯先生的事体能给每个中国人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最重要的。
基因工程现在就象“盲人摸砖”那样，天天在研究基因测序这块砖头，就是穷尽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创造生命。因为基因工程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完全是在浪荡时间金钱。
每个个体物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序列，每个生命个体的基因序列是一直在变化的，生命必须依靠新陈代谢才能继续。只有死人的基因序列才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两个死人的基因序列是相同的。人如果能够死两次，他两次死后的基因序列也是不同的。那么基因测序有什么意义呢？基因测序本质上是个哲学问题，基因测序在哲学上违反了赫拉克利特的结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基因测序忽略“物质是运动的”这一基本哲学思想，基因测序在哲学上否定辨正唯物主义，基因测序Strain Sequencing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所以，侯先生需要补考《马克思主义原理》。
侯先生如果自己开诊所，专门治疗性病妇科病，估计发财应该没有问题。可惜以前大家都没有看出来，古人云，人不可貌相。现在侯先生得了国家最高奖，可以比肩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名留清史?
从知识产权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应该给侯先生国家最高奖。比如侯先生从中国妇女性疣组织中分离克隆了人乳头瘤病毒6型、单纯疱疹病毒2型，如果这是真的，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侯先生诺贝尔奖都配得的。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侯先生一个人身上，至少可以在社会舆论上获得支持，中国拥有乳头瘤病毒知识产权。这是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还是另有原因，笔者没有证据，不便在此妄猜。
笔者完全是出于好意，目的是让大家清醒清醒。中国科技界目前没有什么天才，现状是一帮中等水平的学生在领导中国人民搞科研，这众所周知的事体。
总而言之，今年的国家最高奖比去年还是有进步，看得出来，今年中国政府比去年要认真很多。侯先生无论在科学理论的凝练上，还是在技术进步，产业化方面都比去年的最高奖有进步。
盼望王泽山院士的爆炸理论能够回答宇宙的起源问题。盼望明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应该会更好。
祝福中国！
Reference
[1]http://enewstree.com/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