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阮雪榆院士
羽飞，Feb 08,2019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写给老朋友们
网上惊闻上海交大阮雪榆院士“晏驾”的消息，潸然泪下。往事蓦然回首，泪盈满眶，阮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
笔者第一次听说阮先生应该1987年底或1988年初，阮先生当时是五二系（材料二系）的系主任或六系（机械系）锻压模具教研室主任，机械系是从动力系（二系）分出来的，计算机系属于从四系无线电系独立出来的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在交大的代码是520教研室，笔者所在的材料科学系代码是502教研室，交大内部的人经常把两者搞混淆，说起来，五系是个材料与自动控制的大杂烩。这种大杂烩的好处是学生可以接触不同的领域，培养出来的学生视野宽，发展空间更广阔。阮先生给笔者的最初印象，就是个在压力加工教研室搞计算机的老师，没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阮先生在一系、二系、四系、五系、六系都当教授，笔者当时在五一系（材料一系）读本科，所以，对阮先生不太了解。笔者对阮先生的深入了解，其实是在大四毕业设计期间，因为毕业工作单位的原因，不得不花时间学习阮先生的研究方向。
八十年代交大被称为上海的“民主堡垒”，本科生私下都喜欢对教师们直呼其名，也爱好八卦教授们的隐私。
有天晚上熄灯后，张文嘉躺在床上给大家打灯谜：“杨雄、鲁智深、宋江、阮小二。”有个同学接嘴：；“阮小二是不是指的阮雪榆？”从那天起，笔者才知道五二系（材料二系）有个名人，阮雪榆先生。因为阮先生名字里面有个“榆”字，他与重庆籍的学生关系都不错。笔者在重庆大学的同事交大校友于沪平就曾公开说：非阮先生的研究生不考。
廖军是个男生，他是从四川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考进来的。廖军鬼使神差最早是作为女生招进来的，被安排住女生宿舍，所以，男女生寝室学生名单上都有廖军的名字。廖军被发现是个男生，就安排与二班住在一起，因为我们一班宿舍都住满了。蔡黎几年前来温哥华叙旧，他还说廖军是二班的，廖军其实是我们一班的，他最早被安排住女生寝室，所以，女生寝室学生名单上有廖军的名字，而我们一班男生寝室名单上没有廖军的名字。张文嘉是个上海本地男生，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他经常回家不住宿舍。宿管科看到男生寝室名单有女人名字，到寝室巡视又查无此人，就主观怀疑五系有女士住在男生宿舍。笔者写这段的目的是解释一下廖军、张文嘉都是男生，免得不知情的人认为笔者在上海与女生住在一起。
阮先生继承了上海人精明的特点：情商高，他是特别善于利用自己的特长为自己谋利的那种人。阮先生是正儿八经出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地道上海人，他骨子里有一股天生的象李鸿章那样的优越感，那是上海市区人特有的优越感与虚荣心。阮先生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中期强调自己祖籍广东，是海外华侨，是因为那时候广东人与海外关系特别吃得开，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容易得到提拔。说自己是广东人特别是香港人在上海时髦且吃香，上海人认为海外华侨有钱见过世面，阮先生自己从没留过洋，所以，阮先生特别强调自己的海外背景与广东祖籍，无非希望别人对他高看一眼。阮先生的爷爷、外公都是归国华侨，到阮先生这一辈其实与华侨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有交大老教师曾私下嘀咕：阮先生的曾祖是否真是广东中山人早已不可考，文革破“四旧”把家谱搞没了，他估计是从老辈子那里道听途说来的。
上海交大应该是上海高校里面最五湖四海的大学，但交大内部还是有嫡系与非嫡系的区别。阮先生在上海交大属于嫡系中的嫡系，他在上海交大树大根深，门生众多，是典型的“地头蛇”角色。八十年代上海最好的中学有上海中学、延安中学、师大二附中、大同中学、向明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阮先生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与小学，交大的前身是南洋公学，南洋模范最早是南洋公学的附属小学，五十年代就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八十年代以前交大附中与复旦中学都是区重点中学，比南洋模范中学还是低了一个档次。南洋模范中学的毕业生在交大一直都是子弟兵，相同条件下，交大更看重南洋模范中学的毕业生，上海学生的特点多是死活不愿离开上海，所以，阮先生从南洋模范高中毕业时非上海交大不考。一般情况下，阮先生碰到上海本地学生都会拉家常：“侬了海阿里只中学毕业？（你哪个中学毕业的？）”，如果是上海中学、延安中学、师大二附中、大同中学、向明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上海市重点中学，阮先生会高看一眼。笔者的上海同班同窗颜庆是向明中学的，陆敏是上海中学毕业的，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毕业后都保送交大研究生。他们都很优秀，但在外地同学眼里算嫡系。张文嘉是复旦中学毕业的，成绩一般平时经常补考，毕业后随便在父母亲单位找了个工作，后来去了美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大家都心知肚明：阮先生们看重学生的毕业中学是一种习惯性思维。
往事不堪回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阮先生其实不爱中国共产党，但他非常聪明，他从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阮先生能混到工程院院士得益于两个伯乐，南洋模范中学的校长赵宪初先生与西安交大校长庄礼庭先生。赵先生与庄先生是阮先生的贵人，老一辈交大人都心知肚明。
阮先生早熟，他门槛精，在中国想要成功，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1950年是个重要的时间点，阮先生是1950年进入交大的，他是继往开来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阮先生命好占了天时，他经常把1950进入交大拿来说事，暗示他是根正苗红，新中国培养的首届大学生，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什么好处都应该让他先来。交大的另外一个院士周尧和是1950年清华毕业，周先生是新中国清华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南开在新中国第一代的年轻教师。一句话，阮院士与周院士命好，占了天时。赵宪初先生是阮先生的高中数学老师，他有先见之明。赵先生提醒阮先生一定要考交大，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南洋模范的背景，这样人和得到了。毕业后留在上海交大当老师，地利自然而然也占了。
笔者的拙作《博士学位可以这样得到吗？》就是以阮先生与重庆大学合作培养的一个学生去日本做博士后《等腰三角形冷轧钢板残余应力计算机模拟》为原型写成的。用初中数学知识做博士论文的确有些不登大雅之堂，文革时期，能在工厂里面计算三角函数的工人牛得很，在车间你要是会用三角尺度量长短就算技术员，会算三角函数你就可以脱产到技术科坐班。当时，上海二轻局下面有个轧钢厂的工人曾抱怨阮先生三角函数算错了。有人据此怀疑阮先生的三角函数是后天自学的，基础不牢，但阮先生不肯承认，抵赖不过就把赵先生抬出来吓唬别人，阮先生多次强调说：“赵宪初校长的数学讲得好，我的三角函数知识都是赵校长手把手教出来的。”反而越描越黑。
阮先生的学历有些与众不同，他1950年是以四年制本生招进来的，1952年教育部搞院系调整，中国完全放弃美式教育体制，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交大四年制本科变成三年制本科，所以，1953年阮先生只读了三年拿了个本科就毕业了，留在机械工程系当老师。1954年学制改革，交大本科学制又改成五年，比阮先生晚一年入校的同学大呼上当。别人多读两年毕业拿的工资与阮先生一模一样，阮先生那一届大学生是最划得来的。
阮先生常把他三年读完本科的历史拿来说事，以证明自己的优秀。1989年“六四”期间，我们几个同学有天下午在徐汇校区碰到阮先生，抱怨学潮耽搁了三个月的上课时间，会不会影响毕业？阮先生一挥手：“么关系，阿拉50年进交大，53年本科就毕业了，哪能现在额学生真额娇气。”就是因为老一辈交大人经常把阮先生三年读完本科的英雄事迹拿出来吹嘘，复旦气不过也开始吹：三年毕业了不起呀？我们复旦谈家桢先生两年就拿了加州理工博士学位！就是因为阮先生开了一个头，那些年媒体喜欢吹嘘：胡适两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钱学森一年获加州理工硕士学位，三年获加州理工博士学位；谈家桢两年获加州理工博士学位；杨振宁三年做了四个研究方向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蔡英文两年拿到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两年拿到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博士学位等等。其实全世界的大学都是这样：足够学分、学位论文再加几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第一年甚至第二年都在全日制上课挣学分，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立题答辩、论文写作、准备答辩等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两至三年速成的博士学位水分太大了，因为时间不合逻辑。
1955年-1959年上海交大整体搬迁西安交大，当时只有一系（船舶工程系）留在上海成立上海造船学院。阮先生非常聪明，他属于那种精明得成精的类型的人，他1954年就看出端倪，绝对不能离开上海，他找到当时的压力加工锻压教研室主任、上交大机械系系主任、后来的西安交大校长庄礼庭先生大倒苦水：自己三年就拿了本科学位，人家要读五年，不如我先到清华进修两年船舶材料钢板冷轧技术，免得引起别人的嫉妒。阮先生运气超好，他1954年就离开上海去北京进修，1955年院系调整，上海交大整体搬迁西安。阮先生在清华进修的是船舶钢板冷轧技术，他的人事关系一直留在上海造船学院，1956年阮先生回到上海时，机械工程系早已全部搬去了西安，这时候去西安就算工作调动，阮先生自然而然乐得留在新组建的上海交大六系（机械工程系）。有媒体报道：阮先生1958年曾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估计那是短期装模作样在西安出差，掩人耳目，我阮某人并没有搞特殊化，把机械系的其他同事稳定在西安。阮先生是搞船舶材料冷轧研究的，据笔者所知：他的人事档案笃定从没离开过上海造船学院。福兮祸所依，阮先生如果真的去了西安，他也不会那么招人嫉妒。阮先生如果真把档案调去了西安交大，他的入党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阮先生老老实实呆在西安，文革期间他肯定不会有那么多蹉跎。
阮先生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他连上海郊区都没有长时间呆过，阮先生对交大在闵行搞分部虽然表面上没有意见，但他是死活不肯搬到闵行去的，他认为闵行是乡下，生活不方便，所以他坚决反对把他CAD/CAM实验室搬到闵行去。那两年清华进修时间是阮先生唯一长时间离开上海的经历，如果他不选择去北京，就只能去西安，去西安会要了他的命。
阮先生如果离开上海市区，他有可能活不下来。阮先生的个人履历远不如徐祖耀院士与周尧和院士丰富，阮先生尽管是工程院首届院士，他的知识结构非常狭窄，只能在体制内混日子。周尧和院士是1996年才从西北工业大学调入上海交大材料系，而徐祖耀院士是1961年从北京钢铁学院调人上海交大五系（冶金系），徐先生与阮先生当时同校不同系。三年自然灾害，北京、西安都吃不饱饭，1961年上海吃饭还是没有问题的，当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徐先生调回上海已经不可能再搬迁到西安，所以，徐先生放心大胆地离开北京去上海。在交大材料系徐、周、阮三位院士中，周尧和先生学术水平最高，阮雪榆先生运气最好，混得最差的是徐祖耀先生。
阮先生是个有心人，他年纪轻轻就明白搞科研不如写书，上一辈子课，不如写一本教材。他30岁那年东拼西凑搞了一本书《冷挤压技术》，通过庄礼庭先生的关系由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印刷出版了，并被上交、西交、清华、华中、重大、北理工等重点高校用作“压力加工”专业基础课教材。这部教材使阮先生在锻压行业声名鹊起，阮先生是典型的靠年轻时候一本书吃了一辈子的人。
锻压专业就是打铁匠，“冷挤压”说白了就是古人都懂的趁热打铁，压力加工的本质就是把铁匠的铁锤变成机床打铁，没有多少技术含量。阮先生的冷挤压技术的理论基础仅限于《金属物理》中的位错加工硬化与《弹性力学》中的有限元塑型变形这两部分成熟的理论。阮先生的“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是《材料工程力学》的有效限制理论的总结，没有跳出传统的《塑性变形及工程力学》的框架，本科生学完《弹塑性力学》也搞得出来他的结果。阮先生的学术水平很一般，就是命好。AUTOCAD就是个商业制图软件，也不是阮先生的发明。阮先生一辈子拿得出手的成果就是这本他30岁那年东拼西凑的教材《冷挤压技术》，阮先生有句名言：“冷轧额硬度比铸造好，还便宜。”只有交大材料系的老师才听得懂阮先生的潜台词。
当时交大五二系（材料二系）很尴尬，二系只有三个专业：铸造、焊接、锻压。锻压的博士点在六系（机械工程系）阮先生那里，而铸造的博士点在五一系（材料一系）吴仁杰先生、张国定先生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二系什么也没有。笔者的本科毕业设计是在张国定老师、陈叶生老师铸造那边做的，具体是跟张国定先生的一个刚留校的研究生欧阳求保做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欧阳与刘晓波完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两个人说话都有点小结巴，但嘴紧人很踏实，靠得住，欧阳搞科研象拼命三郎，欧阳峰逆练“九阴真经”的劲头都赶不上，所以，陈叶生老师就安排笔者跟欧阳做毕业设计。拙作《考研第一》就是以笔者本科毕业设计那段经历的原型写出来的，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陈叶生老师教我们计算机，他特别喜欢曹亚辉，据传：曹亚辉的父母与张国定先生都是清华的老同事，大家都是多年的交情，在同学中间曹亚辉的计算机水平是最高的。
当时阮先生与复合材料实验室争执的是：冷轧与热铸哪个好？阮先生认为使用简单的机床冷轧技术利用金属加工硬化的原理增强铝合金效果好，复合材料实验室这边认为在熔融铝硅合金精炼时加入球型高强韧碳化硅颗粒效果更好，双方明枪暗箭一度争执不休。
那时候考研分数还没有下来，笔者的B计划是毕业后去北京机床研究所工作，北京机床研究所当时在北京密云县溪翁庄搞冷轧数控机床研发。1987年发生了日本东芝机床事件，东芝把冷轧数控机床卖给苏联引来美国的制裁，那种冷轧数控机床是专门生产军用船舶螺旋桨的。阮先生主要是搞船舶材料冷轧磨具计算机辅助设计，笔者打算去北京机床研究所搞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设计。事关未来的饭碗，笔者年轻时花了不少时间研究阮先生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笔者对阮先生的了解不比他自己的科研秘书少。
高校搞横向课题多是利用企业没有足够的仪器设备与训练有素的科研人员，很多材料检测仪器贵而且用得少，企业买不合算，而高校有培养学生的义务，教学用仪器设备必须买，所以高校的横向课题多是给企业做实验检测。阮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横向课题多是用计算机给企业画模具图纸，而铸造复合材料实验室有自己成熟的产品可以提供市场，铸造这边的横向课题档次比压力加工要高一点。
碳化硅颗粒增强铝硅铸造合金经过冷轧处理以后的复合材料可以用作汽车活塞环耐磨部件，这个项目最早是铸造这边的。阮先生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上海交通大学C3P联合研究室，他与重庆长安福特汽车公司的合作都是以金属基铸造复合材料冷轧技术为基础搞的，CAD/CAM/CAE这块既无实用价值，又无理论基础，只能用来做宣传用。大学生都喜欢计算机，搞计算机可以穿得干干净净，CAD/CAM方向招研究生容易。当时吴仁杰先生与张国定先生纵向与横向课题搞的钱比阮先生多，吴、张二位教授是从中科院、清华调入交大的，他们在上海的人脉远不及阮先生这位嫡系教授。
中国锻压工业发展的几个标志性项目，阮先生都没有参与。大连精锻技术研究所, 大连精工锻压高新技术开发公司搞的SX40型径向精锻机。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投资研制的1.6MN径向锻机。陕西宝信重工有限公司、宝鸡钛业集团研制的SX13径向锻机。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原青岛华东机械）的10MN双锤头液压径向锻机项目，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的15MN快精锻机，以上这些精锻机项目都没有用阮先生的计算机辅助CAD/CAM技术，所以，阮先生的横向项目与工业界联系很少，说他是中国锻压专家第一人有些夸大其词，他当时的水平其实不如铸造复合材料实验室。
中国一直想搞航母龙骨用钢-高强度船用热轧球扁钢，很长时间都没有搞出来。据笔者所知，阮先生与南钢集团无锡金鑫轧钢有限公司、重庆钢铁公司、南京冶矿轧钢厂等都合作过，就是没有成果，非常可惜。
笔者在国内一直都是靠嘴巴放风，目的是帮助大家把工作做好。华人在加拿大人微言轻，笔者不得不把自己的观点长篇大论地写下来，助人为乐。
笔者当时随口说了一句：“铸造太脏太辛苦，铸造工艺太古老落后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前途应该大些。”有人把这话传了出去，铸造这边在竞争中最后是败给锻压了，笔者事后颇有些后悔祸从口出。如果笔者不多嘴，方励之先生也不会造反。如果笔者不多嘴，院士有可能是吴仁杰先生或张国定先生，吴先生与张先生的学术水平不在阮先生之下，学术功底甚至有可能比阮先生高。方励之先生年轻时候是考试神童，他属于那种特会投机的人。方励之先生自诩是中国天体物理的开拓者，其实他除了把一些国外时髦的天体物理学概念介绍给卢刚那批中国学生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物理学贡献。八十年代初期的电脑运算速度非常慢，天文数字的计算通常是以天为单位来进行的，IBM80x86CPU连续运行72小时，浮点计算出错率是99.99%。根据P=NP理论，笔者高中时就质疑过方先生的Apple III、IBM AT 5170 PC DOS 3.30 EGA 显示器，IBM PC/XT 286个人电脑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根本无法处理宇宙射线、黑洞、太阳黑子的天文数字，他的数据说白了都是参考外国人的文章伪造的。方先生那一辈科学家没有实验可行性研究的概念，在进行一项科学实验前必须要进行实验的可行性研究，即先确定实验是否可行，再做决策是否继续。田忌赛马，地级市区重点一个普通高中生敢质疑中科大物理学权威，这才是他的高中同学可以推荐上中科大物理系的原因。方先生的错误本质上是学术不端，方先生如果不是怕学术不端搞得身败名裂，他根本不会铤而走险投身民主自由。方先生身不由己一路走下来，连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都稀里糊涂。所以笔者一贯主张，对学术上的问题要用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能够宽容尽量宽容。
笔者从陶瓷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安排到重庆大学铸造教研室当老师，据传是因为笔者在上海交大当学生时说错了话，无意间卷入了院士评审纠纷。你嫌铸造脏，那好，就让你搞又脏又累的铸造。
笔者如果在国内被自己的同志搞死了，笔者也不会埋怨共产党。
阮先生年轻的时候便宜都占完了，引起周围人的嫉妒，阮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够呛。阮先生骨子里面是瞧不上中国人的，他内心深处是崇洋媚外的，所以，他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对共产党是有些怨言的，阮先生在九三学社的讲话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对中共心存一丝埋怨。笔者在这一点上对阮先生不以为然，这很正常，九三学社有的会议纯粹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大家的怨气都不小。据传：文革时阮先生的专著《冷挤压技术》上有个图案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接头暗号，阮先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直到1969年，阮雪榆被列为“控制使用”对象，生活才稍微好一些。笔者写到这里，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阮先生的个人经历导致他经常鼓动学生出国，尽管他自己对到国外生活一无所知。
1991年笔者到沈阳金属所读研，碰到王健刚好金属所硕士毕业。王健是上海交大84级本科，王健说他打算先回上海交大读阮先生的博士，再留上海，没有博士学位留在交大没有前途。笔者在交大的本科辅导员方玮老师是北航本科83级到金属所拿了个硕士，分配到上交大当老师。王健不想跟方老师学，打算先读了阮先生的博士再说。那时候，笔者才开始有点感性认识，原来阮先生是个全国有名的人物，以前以为他就是上交大六系的一个普通教授，属于“巴到门方狠”的人，没有想到阮先生在东北也有簇拥。
笔者在沈阳金属所的导师是曲哲老师，曲老师为人师表，是个非常实在的人。笔者1991年进入金属所，1994年硕士毕业。笔者与曲老师只见过两次面，1991年入学见一次面，1994年毕业论文答辩时见第二面。1991年至1994年曲老师一直在深圳金科公司当老总，笔者在沈阳金属所放了两年“野鸭子”，笔者的硕士论文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可能金属所的老师认为笔者自学水平高，自己做的论文比老师指导的还好些，干脆让笔者放“野鸭子”。拙作《文献综述有那么重要吗？》与《仪器设备有那么重要吗？》就是笔者在金属所读研期间琢磨出来的心得体会。
金属所与上交大材料系一直都在科研经费上明争暗斗，有的时候为了科研经费搞得不愉快。当时最糟糕的时候是交大材料系主任司鹏程教授专门到金属所拜访师昌绪先生，讨要个说法。这才有后来让金属所所长卢柯院士兼任上交大材料系系主任的事体，目的是搞好兄弟单位之间团结。同行相轻，当时金属所也有嫡系与非嫡系之分，喜欢把人画圈圈。他们认为我们几个“小赤佬”毕业以后都是要回上海交大的，并主观认定胡天蓉属于林栋梁先生、胡赓祥先生那边的，唐兆麟、花麟、夏军是司鹏程教授那个派系的，而笔者应该属于张国定教授这边的。张国定教授曾是内定院士热门人选，张国平与张国定名字只差了一个字，金属所内部有人认为他们俩沾亲带故，就安排张国平帮助笔者做论文。师兄张国平教授给了笔者很大帮助，但张国平师兄1993年毕业后回到郑州大学当教授，笔者只好一个人搞自己的硕士论文。拙作《冷冻干燥制备TiO2超细粉体研究案例》就是笔者以在金属所做硕士论文为背景写出来的，金属所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平时没有人管，所有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想去的时候推门进去就是了，笔者在金属所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到处闲逛。
师昌绪先生晚年笔耕不辍，写了很多文章，记得有研究生说：师先生的文献综述写得好，好得跟临终遗言一样，就象热爱生命一样热爱科学。师先生应该是九十年代中国文献综述第一人，师先生写的文献综述大气，站得高看得远。师先生1999年在日本金相学会学报上发表的文章《21世纪材料科学展望》还有笔者的功劳。师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他写的文章，而是他牵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国工程院。当时师昌绪先生虽然已经去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当副主任，但他的“863”项目还在金属所，师先生在金属所每年毕业的博士生都有20-30人，笔者编写的《微观分析与著作权》案例分析的原型就是师昌绪先生在金属所的实验室。有天，笔者在师先生的办公桌上看到阮先生的材料，那应该是师先生故意让人看见的，意思是金属所乃我的蛋糕，谁也别想动。师先生的情商高，他搞行政管理工作颇有手腕与技巧，葛庭燧先生、郭可信先生都干不过师先生。把别人的材料故意放在办公桌上吓唬身边的人，给自己立威，就是师先生的惯用伎俩。笔者1993年就知道中国要成立工程院，而阮先生肯定会是院士。1994年年初，笔者在重庆大学机械二系铸造教研室当老师，锻压教研室于沪平老师也是咱们上交大校友，他说想回上海交大读阮先生的博士。笔者心想：于老师是做了个正确的决定，跟着阮先生搞科研前途无量。
阮先生1994年被指定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中国工程院是1994年成立的，1994年的工程院院士都是指定的，而不是选出来的。徐祖耀先生1995年被选上中科院院士，比阮先生的院士晚了一年。大学有地盘、教授与学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钱，科学院有实体、院所、研究人员、研究生，工程院成立时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地产、人力、物力与财力，当时中科院院士的含金量比工程院院士稍高一点。大家都认为阮先生的学术水平比徐先生还是差了一些，徐先生是国内公认的马氏体相变权威，阮先生啥也没有。阮先生都可以当院士，为什么徐先生不可以？1994年很多人替徐先生抱不平，有人给徐先生支招，评院士还得靠江总。徐先生1995年增补中科院院士既有平衡的因素在里面，又有拍江总马屁的意思。个人观点：阮先生当工程院院士，徐先生评中科院院士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院士评审委员会为了拍江总的马屁，故意把阮先生与徐先生推出来，这是阮先生与徐先生当院士的关键因素。
坊间传说：阮先生被江泽民总书记指定为工程院首届院士。无论是交大还是阮先生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1996年，江总专门参观了阮先生的国家模具CAD工程研究中心。阮先生的学生很象计算机系的学生，那年月，很多工程系的研究生就靠一台电脑做博士、硕士学位，给导师省了不少钱。
因为有江总的支持，阮先生的模具中心拿了很多钱，在纵向课题的支撑下，阮先生也做了很多横向课题。当时给很多人一个印象：搞模具来钱快。笔者的两篇技术伦理讨论案例《硕士学位可以这样得到吗？》、《博士学位可以这样得到吗？》都是以阮先生的实验室为原型写成的。如果3D打印这条路走得通，阮先生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具研究还算推动了人类科技发展，可惜3D打印是一场伪科学的忽悠与炒作。
阮先生的最大贡献就是笔者的同龄人大都会用AUTOCAD，据笔者所知：上交、西交、清华、华中、重大机械系的研究生大都能玩转AUTOCAD，这要归功于阮先生。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阮先生拿到很多钱，那时有学计算机热潮，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没什么好学的，大都把时间花在AUTOCAD上。AUTOCAD的最大好处就是画图不需要纸，不需要大包小包地带着图纸到处跑，一张3寸软盘就够了，3D打印就是玩AUTOCAD的学生凭空想出来的。
笔者写到这里，不住地流泪。最后一次见到阮先生是1998年的夏天，阮先生来北京开会。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在海淀区花园路上，基金委是租陆军防化所的地盘，那原是一个防化学武器军事基地，离北京牡丹电视机厂不远，地方不太好找。九十年代初中国彩电很不好买，刘霞的妈妈买彩电把钱搞丢了，最后托熟人花了两倍的钱才买了一台彩电。基金委离电视机厂近，买彩电比其他单位要方便很多。
笔者时有与温庆波、张大伟、佟佰运在一楼食堂大厅里打乒乓球，佟佰运当时是师昌绪先生的秘书。王毅、张永涛有时也打乒乓球，师先生打乒乓球只见过一次。阮先生和他的秘书是坐出租车到基金委来的，阮先生非常注意形象，他到北京出差很少坐专车。记得阮先生说基金委额地方不好找，租房子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有自己额办公地方。
笔者写到这里，已经老泪纵横，不由失声痛哭，实在写不下去了。
阮先生，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Reference
[1]https://youtu.be/ZEs5ArXxa4A
注：如果你读出“高级红，低级黑”的感觉，那是笔者冯小刚电影看多了的缘故，笔者的确没有讽刺的意思。
羽飞，Feb 08,2019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写给老朋友们
网上惊闻上海交大阮雪榆院士“晏驾”的消息，潸然泪下。往事蓦然回首，泪盈满眶，阮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
笔者第一次听说阮先生应该1987年底或1988年初，阮先生当时是五二系（材料二系）的系主任或六系（机械系）锻压模具教研室主任，机械系是从动力系（二系）分出来的，计算机系属于从四系无线电系独立出来的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在交大的代码是520教研室，笔者所在的材料科学系代码是502教研室，交大内部的人经常把两者搞混淆，说起来，五系是个材料与自动控制的大杂烩。这种大杂烩的好处是学生可以接触不同的领域，培养出来的学生视野宽，发展空间更广阔。阮先生给笔者的最初印象，就是个在压力加工教研室搞计算机的老师，没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阮先生在一系、二系、四系、五系、六系都当教授，笔者当时在五一系（材料一系）读本科，所以，对阮先生不太了解。笔者对阮先生的深入了解，其实是在大四毕业设计期间，因为毕业工作单位的原因，不得不花时间学习阮先生的研究方向。
八十年代交大被称为上海的“民主堡垒”，本科生私下都喜欢对教师们直呼其名，也爱好八卦教授们的隐私。
有天晚上熄灯后，张文嘉躺在床上给大家打灯谜：“杨雄、鲁智深、宋江、阮小二。”有个同学接嘴：；“阮小二是不是指的阮雪榆？”从那天起，笔者才知道五二系（材料二系）有个名人，阮雪榆先生。因为阮先生名字里面有个“榆”字，他与重庆籍的学生关系都不错。笔者在重庆大学的同事交大校友于沪平就曾公开说：非阮先生的研究生不考。
廖军是个男生，他是从四川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考进来的。廖军鬼使神差最早是作为女生招进来的，被安排住女生宿舍，所以，男女生寝室学生名单上都有廖军的名字。廖军被发现是个男生，就安排与二班住在一起，因为我们一班宿舍都住满了。蔡黎几年前来温哥华叙旧，他还说廖军是二班的，廖军其实是我们一班的，他最早被安排住女生寝室，所以，女生寝室学生名单上有廖军的名字，而我们一班男生寝室名单上没有廖军的名字。张文嘉是个上海本地男生，取了个女孩的名字，他经常回家不住宿舍。宿管科看到男生寝室名单有女人名字，到寝室巡视又查无此人，就主观怀疑五系有女士住在男生宿舍。笔者写这段的目的是解释一下廖军、张文嘉都是男生，免得不知情的人认为笔者在上海与女生住在一起。
阮先生继承了上海人精明的特点：情商高，他是特别善于利用自己的特长为自己谋利的那种人。阮先生是正儿八经出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地道上海人，他骨子里有一股天生的象李鸿章那样的优越感，那是上海市区人特有的优越感与虚荣心。阮先生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中期强调自己祖籍广东，是海外华侨，是因为那时候广东人与海外关系特别吃得开，有留洋经历的学者容易得到提拔。说自己是广东人特别是香港人在上海时髦且吃香，上海人认为海外华侨有钱见过世面，阮先生自己从没留过洋，所以，阮先生特别强调自己的海外背景与广东祖籍，无非希望别人对他高看一眼。阮先生的爷爷、外公都是归国华侨，到阮先生这一辈其实与华侨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有交大老教师曾私下嘀咕：阮先生的曾祖是否真是广东中山人早已不可考，文革破“四旧”把家谱搞没了，他估计是从老辈子那里道听途说来的。
上海交大应该是上海高校里面最五湖四海的大学，但交大内部还是有嫡系与非嫡系的区别。阮先生在上海交大属于嫡系中的嫡系，他在上海交大树大根深，门生众多，是典型的“地头蛇”角色。八十年代上海最好的中学有上海中学、延安中学、师大二附中、大同中学、向明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阮先生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与小学，交大的前身是南洋公学，南洋模范最早是南洋公学的附属小学，五十年代就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八十年代以前交大附中与复旦中学都是区重点中学，比南洋模范中学还是低了一个档次。南洋模范中学的毕业生在交大一直都是子弟兵，相同条件下，交大更看重南洋模范中学的毕业生，上海学生的特点多是死活不愿离开上海，所以，阮先生从南洋模范高中毕业时非上海交大不考。一般情况下，阮先生碰到上海本地学生都会拉家常：“侬了海阿里只中学毕业？（你哪个中学毕业的？）”，如果是上海中学、延安中学、师大二附中、大同中学、向明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上海市重点中学，阮先生会高看一眼。笔者的上海同班同窗颜庆是向明中学的，陆敏是上海中学毕业的，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毕业后都保送交大研究生。他们都很优秀，但在外地同学眼里算嫡系。张文嘉是复旦中学毕业的，成绩一般平时经常补考，毕业后随便在父母亲单位找了个工作，后来去了美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大家都心知肚明：阮先生们看重学生的毕业中学是一种习惯性思维。
往事不堪回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阮先生其实不爱中国共产党，但他非常聪明，他从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根据百度百科的说法：阮先生能混到工程院院士得益于两个伯乐，南洋模范中学的校长赵宪初先生与西安交大校长庄礼庭先生。赵先生与庄先生是阮先生的贵人，老一辈交大人都心知肚明。
阮先生早熟，他门槛精，在中国想要成功，天时、地利、人和三样缺一不可。1950年是个重要的时间点，阮先生是1950年进入交大的，他是继往开来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阮先生命好占了天时，他经常把1950进入交大拿来说事，暗示他是根正苗红，新中国培养的首届大学生，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什么好处都应该让他先来。交大的另外一个院士周尧和是1950年清华毕业，周先生是新中国清华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南开在新中国第一代的年轻教师。一句话，阮院士与周院士命好，占了天时。赵宪初先生是阮先生的高中数学老师，他有先见之明。赵先生提醒阮先生一定要考交大，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南洋模范的背景，这样人和得到了。毕业后留在上海交大当老师，地利自然而然也占了。
笔者的拙作《博士学位可以这样得到吗？》就是以阮先生与重庆大学合作培养的一个学生去日本做博士后《等腰三角形冷轧钢板残余应力计算机模拟》为原型写成的。用初中数学知识做博士论文的确有些不登大雅之堂，文革时期，能在工厂里面计算三角函数的工人牛得很，在车间你要是会用三角尺度量长短就算技术员，会算三角函数你就可以脱产到技术科坐班。当时，上海二轻局下面有个轧钢厂的工人曾抱怨阮先生三角函数算错了。有人据此怀疑阮先生的三角函数是后天自学的，基础不牢，但阮先生不肯承认，抵赖不过就把赵先生抬出来吓唬别人，阮先生多次强调说：“赵宪初校长的数学讲得好，我的三角函数知识都是赵校长手把手教出来的。”反而越描越黑。
阮先生的学历有些与众不同，他1950年是以四年制本生招进来的，1952年教育部搞院系调整，中国完全放弃美式教育体制，照搬苏联的教育体制。交大四年制本科变成三年制本科，所以，1953年阮先生只读了三年拿了个本科就毕业了，留在机械工程系当老师。1954年学制改革，交大本科学制又改成五年，比阮先生晚一年入校的同学大呼上当。别人多读两年毕业拿的工资与阮先生一模一样，阮先生那一届大学生是最划得来的。
阮先生常把他三年读完本科的历史拿来说事，以证明自己的优秀。1989年“六四”期间，我们几个同学有天下午在徐汇校区碰到阮先生，抱怨学潮耽搁了三个月的上课时间，会不会影响毕业？阮先生一挥手：“么关系，阿拉50年进交大，53年本科就毕业了，哪能现在额学生真额娇气。”就是因为老一辈交大人经常把阮先生三年读完本科的英雄事迹拿出来吹嘘，复旦气不过也开始吹：三年毕业了不起呀？我们复旦谈家桢先生两年就拿了加州理工博士学位！就是因为阮先生开了一个头，那些年媒体喜欢吹嘘：胡适两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钱学森一年获加州理工硕士学位，三年获加州理工博士学位；谈家桢两年获加州理工博士学位；杨振宁三年做了四个研究方向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蔡英文两年拿到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两年拿到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博士学位等等。其实全世界的大学都是这样：足够学分、学位论文再加几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第一年甚至第二年都在全日制上课挣学分，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立题答辩、论文写作、准备答辩等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两至三年速成的博士学位水分太大了，因为时间不合逻辑。
1955年-1959年上海交大整体搬迁西安交大，当时只有一系（船舶工程系）留在上海成立上海造船学院。阮先生非常聪明，他属于那种精明得成精的类型的人，他1954年就看出端倪，绝对不能离开上海，他找到当时的压力加工锻压教研室主任、上交大机械系系主任、后来的西安交大校长庄礼庭先生大倒苦水：自己三年就拿了本科学位，人家要读五年，不如我先到清华进修两年船舶材料钢板冷轧技术，免得引起别人的嫉妒。阮先生运气超好，他1954年就离开上海去北京进修，1955年院系调整，上海交大整体搬迁西安。阮先生在清华进修的是船舶钢板冷轧技术，他的人事关系一直留在上海造船学院，1956年阮先生回到上海时，机械工程系早已全部搬去了西安，这时候去西安就算工作调动，阮先生自然而然乐得留在新组建的上海交大六系（机械工程系）。有媒体报道：阮先生1958年曾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估计那是短期装模作样在西安出差，掩人耳目，我阮某人并没有搞特殊化，把机械系的其他同事稳定在西安。阮先生是搞船舶材料冷轧研究的，据笔者所知：他的人事档案笃定从没离开过上海造船学院。福兮祸所依，阮先生如果真的去了西安，他也不会那么招人嫉妒。阮先生如果真把档案调去了西安交大，他的入党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阮先生老老实实呆在西安，文革期间他肯定不会有那么多蹉跎。
阮先生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他连上海郊区都没有长时间呆过，阮先生对交大在闵行搞分部虽然表面上没有意见，但他是死活不肯搬到闵行去的，他认为闵行是乡下，生活不方便，所以他坚决反对把他CAD/CAM实验室搬到闵行去。那两年清华进修时间是阮先生唯一长时间离开上海的经历，如果他不选择去北京，就只能去西安，去西安会要了他的命。
阮先生如果离开上海市区，他有可能活不下来。阮先生的个人履历远不如徐祖耀院士与周尧和院士丰富，阮先生尽管是工程院首届院士，他的知识结构非常狭窄，只能在体制内混日子。周尧和院士是1996年才从西北工业大学调入上海交大材料系，而徐祖耀院士是1961年从北京钢铁学院调人上海交大五系（冶金系），徐先生与阮先生当时同校不同系。三年自然灾害，北京、西安都吃不饱饭，1961年上海吃饭还是没有问题的，当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徐先生调回上海已经不可能再搬迁到西安，所以，徐先生放心大胆地离开北京去上海。在交大材料系徐、周、阮三位院士中，周尧和先生学术水平最高，阮雪榆先生运气最好，混得最差的是徐祖耀先生。
阮先生是个有心人，他年纪轻轻就明白搞科研不如写书，上一辈子课，不如写一本教材。他30岁那年东拼西凑搞了一本书《冷挤压技术》，通过庄礼庭先生的关系由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印刷出版了，并被上交、西交、清华、华中、重大、北理工等重点高校用作“压力加工”专业基础课教材。这部教材使阮先生在锻压行业声名鹊起，阮先生是典型的靠年轻时候一本书吃了一辈子的人。
锻压专业就是打铁匠，“冷挤压”说白了就是古人都懂的趁热打铁，压力加工的本质就是把铁匠的铁锤变成机床打铁，没有多少技术含量。阮先生的冷挤压技术的理论基础仅限于《金属物理》中的位错加工硬化与《弹性力学》中的有限元塑型变形这两部分成熟的理论。阮先生的“冷挤压许用变形程度”理论，是《材料工程力学》的有效限制理论的总结，没有跳出传统的《塑性变形及工程力学》的框架，本科生学完《弹塑性力学》也搞得出来他的结果。阮先生的学术水平很一般，就是命好。AUTOCAD就是个商业制图软件，也不是阮先生的发明。阮先生一辈子拿得出手的成果就是这本他30岁那年东拼西凑的教材《冷挤压技术》，阮先生有句名言：“冷轧额硬度比铸造好，还便宜。”只有交大材料系的老师才听得懂阮先生的潜台词。
当时交大五二系（材料二系）很尴尬，二系只有三个专业：铸造、焊接、锻压。锻压的博士点在六系（机械工程系）阮先生那里，而铸造的博士点在五一系（材料一系）吴仁杰先生、张国定先生的“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二系什么也没有。笔者的本科毕业设计是在张国定老师、陈叶生老师铸造那边做的，具体是跟张国定先生的一个刚留校的研究生欧阳求保做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欧阳与刘晓波完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两个人说话都有点小结巴，但嘴紧人很踏实，靠得住，欧阳搞科研象拼命三郎，欧阳峰逆练“九阴真经”的劲头都赶不上，所以，陈叶生老师就安排笔者跟欧阳做毕业设计。拙作《考研第一》就是以笔者本科毕业设计那段经历的原型写出来的，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陈叶生老师教我们计算机，他特别喜欢曹亚辉，据传：曹亚辉的父母与张国定先生都是清华的老同事，大家都是多年的交情，在同学中间曹亚辉的计算机水平是最高的。
当时阮先生与复合材料实验室争执的是：冷轧与热铸哪个好？阮先生认为使用简单的机床冷轧技术利用金属加工硬化的原理增强铝合金效果好，复合材料实验室这边认为在熔融铝硅合金精炼时加入球型高强韧碳化硅颗粒效果更好，双方明枪暗箭一度争执不休。
那时候考研分数还没有下来，笔者的B计划是毕业后去北京机床研究所工作，北京机床研究所当时在北京密云县溪翁庄搞冷轧数控机床研发。1987年发生了日本东芝机床事件，东芝把冷轧数控机床卖给苏联引来美国的制裁，那种冷轧数控机床是专门生产军用船舶螺旋桨的。阮先生主要是搞船舶材料冷轧磨具计算机辅助设计，笔者打算去北京机床研究所搞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设计。事关未来的饭碗，笔者年轻时花了不少时间研究阮先生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笔者对阮先生的了解不比他自己的科研秘书少。
高校搞横向课题多是利用企业没有足够的仪器设备与训练有素的科研人员，很多材料检测仪器贵而且用得少，企业买不合算，而高校有培养学生的义务，教学用仪器设备必须买，所以高校的横向课题多是给企业做实验检测。阮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横向课题多是用计算机给企业画模具图纸，而铸造复合材料实验室有自己成熟的产品可以提供市场，铸造这边的横向课题档次比压力加工要高一点。
碳化硅颗粒增强铝硅铸造合金经过冷轧处理以后的复合材料可以用作汽车活塞环耐磨部件，这个项目最早是铸造这边的。阮先生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上海交通大学C3P联合研究室，他与重庆长安福特汽车公司的合作都是以金属基铸造复合材料冷轧技术为基础搞的，CAD/CAM/CAE这块既无实用价值，又无理论基础，只能用来做宣传用。大学生都喜欢计算机，搞计算机可以穿得干干净净，CAD/CAM方向招研究生容易。当时吴仁杰先生与张国定先生纵向与横向课题搞的钱比阮先生多，吴、张二位教授是从中科院、清华调入交大的，他们在上海的人脉远不及阮先生这位嫡系教授。
中国锻压工业发展的几个标志性项目，阮先生都没有参与。大连精锻技术研究所, 大连精工锻压高新技术开发公司搞的SX40型径向精锻机。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投资研制的1.6MN径向锻机。陕西宝信重工有限公司、宝鸡钛业集团研制的SX13径向锻机。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原青岛华东机械）的10MN双锤头液压径向锻机项目，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的15MN快精锻机，以上这些精锻机项目都没有用阮先生的计算机辅助CAD/CAM技术，所以，阮先生的横向项目与工业界联系很少，说他是中国锻压专家第一人有些夸大其词，他当时的水平其实不如铸造复合材料实验室。
中国一直想搞航母龙骨用钢-高强度船用热轧球扁钢，很长时间都没有搞出来。据笔者所知，阮先生与南钢集团无锡金鑫轧钢有限公司、重庆钢铁公司、南京冶矿轧钢厂等都合作过，就是没有成果，非常可惜。
笔者在国内一直都是靠嘴巴放风，目的是帮助大家把工作做好。华人在加拿大人微言轻，笔者不得不把自己的观点长篇大论地写下来，助人为乐。
笔者当时随口说了一句：“铸造太脏太辛苦，铸造工艺太古老落后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前途应该大些。”有人把这话传了出去，铸造这边在竞争中最后是败给锻压了，笔者事后颇有些后悔祸从口出。如果笔者不多嘴，方励之先生也不会造反。如果笔者不多嘴，院士有可能是吴仁杰先生或张国定先生，吴先生与张先生的学术水平不在阮先生之下，学术功底甚至有可能比阮先生高。方励之先生年轻时候是考试神童，他属于那种特会投机的人。方励之先生自诩是中国天体物理的开拓者，其实他除了把一些国外时髦的天体物理学概念介绍给卢刚那批中国学生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物理学贡献。八十年代初期的电脑运算速度非常慢，天文数字的计算通常是以天为单位来进行的，IBM80x86CPU连续运行72小时，浮点计算出错率是99.99%。根据P=NP理论，笔者高中时就质疑过方先生的Apple III、IBM AT 5170 PC DOS 3.30 EGA 显示器，IBM PC/XT 286个人电脑时间复杂度与空间复杂度根本无法处理宇宙射线、黑洞、太阳黑子的天文数字，他的数据说白了都是参考外国人的文章伪造的。方先生那一辈科学家没有实验可行性研究的概念，在进行一项科学实验前必须要进行实验的可行性研究，即先确定实验是否可行，再做决策是否继续。田忌赛马，地级市区重点一个普通高中生敢质疑中科大物理学权威，这才是他的高中同学可以推荐上中科大物理系的原因。方先生的错误本质上是学术不端，方先生如果不是怕学术不端搞得身败名裂，他根本不会铤而走险投身民主自由。方先生身不由己一路走下来，连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都稀里糊涂。所以笔者一贯主张，对学术上的问题要用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能够宽容尽量宽容。
笔者从陶瓷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被安排到重庆大学铸造教研室当老师，据传是因为笔者在上海交大当学生时说错了话，无意间卷入了院士评审纠纷。你嫌铸造脏，那好，就让你搞又脏又累的铸造。
笔者如果在国内被自己的同志搞死了，笔者也不会埋怨共产党。
阮先生年轻的时候便宜都占完了，引起周围人的嫉妒，阮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够呛。阮先生骨子里面是瞧不上中国人的，他内心深处是崇洋媚外的，所以，他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对共产党是有些怨言的，阮先生在九三学社的讲话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对中共心存一丝埋怨。笔者在这一点上对阮先生不以为然，这很正常，九三学社有的会议纯粹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大家的怨气都不小。据传：文革时阮先生的专著《冷挤压技术》上有个图案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接头暗号，阮先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直到1969年，阮雪榆被列为“控制使用”对象，生活才稍微好一些。笔者写到这里，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阮先生的个人经历导致他经常鼓动学生出国，尽管他自己对到国外生活一无所知。
1991年笔者到沈阳金属所读研，碰到王健刚好金属所硕士毕业。王健是上海交大84级本科，王健说他打算先回上海交大读阮先生的博士，再留上海，没有博士学位留在交大没有前途。笔者在交大的本科辅导员方玮老师是北航本科83级到金属所拿了个硕士，分配到上交大当老师。王健不想跟方老师学，打算先读了阮先生的博士再说。那时候，笔者才开始有点感性认识，原来阮先生是个全国有名的人物，以前以为他就是上交大六系的一个普通教授，属于“巴到门方狠”的人，没有想到阮先生在东北也有簇拥。
笔者在沈阳金属所的导师是曲哲老师，曲老师为人师表，是个非常实在的人。笔者1991年进入金属所，1994年硕士毕业。笔者与曲老师只见过两次面，1991年入学见一次面，1994年毕业论文答辩时见第二面。1991年至1994年曲老师一直在深圳金科公司当老总，笔者在沈阳金属所放了两年“野鸭子”，笔者的硕士论文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可能金属所的老师认为笔者自学水平高，自己做的论文比老师指导的还好些，干脆让笔者放“野鸭子”。拙作《文献综述有那么重要吗？》与《仪器设备有那么重要吗？》就是笔者在金属所读研期间琢磨出来的心得体会。
金属所与上交大材料系一直都在科研经费上明争暗斗，有的时候为了科研经费搞得不愉快。当时最糟糕的时候是交大材料系主任司鹏程教授专门到金属所拜访师昌绪先生，讨要个说法。这才有后来让金属所所长卢柯院士兼任上交大材料系系主任的事体，目的是搞好兄弟单位之间团结。同行相轻，当时金属所也有嫡系与非嫡系之分，喜欢把人画圈圈。他们认为我们几个“小赤佬”毕业以后都是要回上海交大的，并主观认定胡天蓉属于林栋梁先生、胡赓祥先生那边的，唐兆麟、花麟、夏军是司鹏程教授那个派系的，而笔者应该属于张国定教授这边的。张国定教授曾是内定院士热门人选，张国平与张国定名字只差了一个字，金属所内部有人认为他们俩沾亲带故，就安排张国平帮助笔者做论文。师兄张国平教授给了笔者很大帮助，但张国平师兄1993年毕业后回到郑州大学当教授，笔者只好一个人搞自己的硕士论文。拙作《冷冻干燥制备TiO2超细粉体研究案例》就是笔者以在金属所做硕士论文为背景写出来的，金属所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平时没有人管，所有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想去的时候推门进去就是了，笔者在金属所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到处闲逛。
师昌绪先生晚年笔耕不辍，写了很多文章，记得有研究生说：师先生的文献综述写得好，好得跟临终遗言一样，就象热爱生命一样热爱科学。师先生应该是九十年代中国文献综述第一人，师先生写的文献综述大气，站得高看得远。师先生1999年在日本金相学会学报上发表的文章《21世纪材料科学展望》还有笔者的功劳。师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他写的文章，而是他牵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国工程院。当时师昌绪先生虽然已经去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当副主任，但他的“863”项目还在金属所，师先生在金属所每年毕业的博士生都有20-30人，笔者编写的《微观分析与著作权》案例分析的原型就是师昌绪先生在金属所的实验室。有天，笔者在师先生的办公桌上看到阮先生的材料，那应该是师先生故意让人看见的，意思是金属所乃我的蛋糕，谁也别想动。师先生的情商高，他搞行政管理工作颇有手腕与技巧，葛庭燧先生、郭可信先生都干不过师先生。把别人的材料故意放在办公桌上吓唬身边的人，给自己立威，就是师先生的惯用伎俩。笔者1993年就知道中国要成立工程院，而阮先生肯定会是院士。1994年年初，笔者在重庆大学机械二系铸造教研室当老师，锻压教研室于沪平老师也是咱们上交大校友，他说想回上海交大读阮先生的博士。笔者心想：于老师是做了个正确的决定，跟着阮先生搞科研前途无量。
阮先生1994年被指定为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中国工程院是1994年成立的，1994年的工程院院士都是指定的，而不是选出来的。徐祖耀先生1995年被选上中科院院士，比阮先生的院士晚了一年。大学有地盘、教授与学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钱，科学院有实体、院所、研究人员、研究生，工程院成立时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地产、人力、物力与财力，当时中科院院士的含金量比工程院院士稍高一点。大家都认为阮先生的学术水平比徐先生还是差了一些，徐先生是国内公认的马氏体相变权威，阮先生啥也没有。阮先生都可以当院士，为什么徐先生不可以？1994年很多人替徐先生抱不平，有人给徐先生支招，评院士还得靠江总。徐先生1995年增补中科院院士既有平衡的因素在里面，又有拍江总马屁的意思。个人观点：阮先生当工程院院士，徐先生评中科院院士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院士评审委员会为了拍江总的马屁，故意把阮先生与徐先生推出来，这是阮先生与徐先生当院士的关键因素。
坊间传说：阮先生被江泽民总书记指定为工程院首届院士。无论是交大还是阮先生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1996年，江总专门参观了阮先生的国家模具CAD工程研究中心。阮先生的学生很象计算机系的学生，那年月，很多工程系的研究生就靠一台电脑做博士、硕士学位，给导师省了不少钱。
因为有江总的支持，阮先生的模具中心拿了很多钱，在纵向课题的支撑下，阮先生也做了很多横向课题。当时给很多人一个印象：搞模具来钱快。笔者的两篇技术伦理讨论案例《硕士学位可以这样得到吗？》、《博士学位可以这样得到吗？》都是以阮先生的实验室为原型写成的。如果3D打印这条路走得通，阮先生的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具研究还算推动了人类科技发展，可惜3D打印是一场伪科学的忽悠与炒作。
阮先生的最大贡献就是笔者的同龄人大都会用AUTOCAD，据笔者所知：上交、西交、清华、华中、重大机械系的研究生大都能玩转AUTOCAD，这要归功于阮先生。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阮先生拿到很多钱，那时有学计算机热潮，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没什么好学的，大都把时间花在AUTOCAD上。AUTOCAD的最大好处就是画图不需要纸，不需要大包小包地带着图纸到处跑，一张3寸软盘就够了，3D打印就是玩AUTOCAD的学生凭空想出来的。
笔者写到这里，不住地流泪。最后一次见到阮先生是1998年的夏天，阮先生来北京开会。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在海淀区花园路上，基金委是租陆军防化所的地盘，那原是一个防化学武器军事基地，离北京牡丹电视机厂不远，地方不太好找。九十年代初中国彩电很不好买，刘霞的妈妈买彩电把钱搞丢了，最后托熟人花了两倍的钱才买了一台彩电。基金委离电视机厂近，买彩电比其他单位要方便很多。
笔者时有与温庆波、张大伟、佟佰运在一楼食堂大厅里打乒乓球，佟佰运当时是师昌绪先生的秘书。王毅、张永涛有时也打乒乓球，师先生打乒乓球只见过一次。阮先生和他的秘书是坐出租车到基金委来的，阮先生非常注意形象，他到北京出差很少坐专车。记得阮先生说基金委额地方不好找，租房子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有自己额办公地方。
笔者写到这里，已经老泪纵横，不由失声痛哭，实在写不下去了。
阮先生，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Reference
[1]https://youtu.be/ZEs5ArXxa4A
注：如果你读出“高级红，低级黑”的感觉，那是笔者冯小刚电影看多了的缘故，笔者的确没有讽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