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诺贝尔文学奖作者与作品

我看诺贝尔文学奖作者与文学作品
羽飞，April 18,2018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写给看得懂的人们
（本文阅读时间为半小时）

笔者在本文讨论的作者与文学作品不局限于诺奖作者与诺奖作品。

首先，笔者承认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不高，笔者是读《三国演义》、《水浒传》、金庸的武侠小说长大的。笔者的思想境界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读过的文学作品思想境界不高的原因。总之，笔者是个没有准备好的学生。

笔者赞同《文心雕龙》的观点，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达到“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境界。艾萨克·辛格的作品反对任何形式的狂热行为，这虽然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笔者始终觉得辛格的作品缺少点什么东西。个人观点：文学作品主人翁必须是能善于用智慧、忍耐、爱心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这是考量文学作品是否优秀最见轩轾的见解。

“莫言的作品本质上是在讽刺丑陋的中国人。倒不是说写讽刺小说就不能得诺奖，讽刺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可以有效驱策人类文明进步。”[1]

莫言写《丰乳肥臀》写得非常卖力，感觉他是为写作而写作，从上官金童与他的母亲、欧洲白人情夫、八个姐姐之间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社会关系能读出莫言写得很辛苦。杜甫的《又呈吴郎》对贫穷农村妇女的悲天悯人同情心比莫言的境界要高得多，对弱势群体有同情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莫言写的东西思想水平不高。莫言完全是靠感性与动物本能在描写山东农村妇女的性生活，那是一种低层次的写作技巧。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觉什么就写什么，没有理性升华，说得好听一点，那是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说得直白一点，那是粗糙的原生态写法，是缺乏高雅含蓄的证据，比中国人所认知的《红楼梦》式的文学标准低得太多。偏偏莫言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从文学的角度，莫言算不上伟大，莫言的优点是他的文笔优美敢写。中国古人都知道含蓄的优雅，中国古人都知道直接描述男欢女爱是不合适的，所以，中国古人把性生活称之为“云雨”。莫言的运气不好，他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没有一个好老师可以指点他，莫言完全是凭后天努力、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与对写作的悟性在创作。中国作家包括陈忠实、张贤亮、王安忆等人都有这个问题，年轻时候没有系统学习或者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设计作品人物，他们写作特别是描写性生活完全凭生理本能在写，那是纪实而不是艺术，更不是文学。莫言写作技巧方面的知识宽度深度都不够，尽管他追求的是小说的组织、结构、情节等外在的文学形式与写作技巧。

莫言浓墨重彩地描写农村妇女的生活与情感，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性生活，那却是他对山东农村妇女认识肤浅的证据。《丰乳肥臀》表面上在嘲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本质上是莫言歧视妇女，出卖自己的乡亲，大男子主义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莫言的文笔虽好，却还是达不到曹雪芹、罗贯中、施耐阉的文学高度，曹雪芹、施耐阉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几个字，可以给人内心惊鸿的震撼，这是莫言望尘莫及的地方。

“就象爱国在中国很容易引起共鸣，只要是反华、反印、反俄、反日、反德、反黑的东西在白人圈子里都很容易找到共鸣与市场，毕竟人都是有缺陷的，只有爱心与忍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莫言就是靠讽刺中国人的陋习在瑞典得到认可的，老外看中的并不是莫言本人的文学造诣，而是莫言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人蔑视的情绪。外国人读了莫言的作品心有戚戚，中国人都喜欢露阴苟且野合，随地大小便，《红高粱》就是证据，不读《圣经》的人怎么会有文化？当然，莫言可以诡辩，反华的人类理解不了中国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涵。笔者个人认为，《红高粱》的讽刺性已经超出了善意批评的范畴。

莫言的作品本质上是在讽刺丑陋的中国人。倒不是说写讽刺小说就不能得诺奖，讽刺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可以有效驱策人类文明进步。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巴比特》对乡村病毒、金钱至上、物质享乐主义的讽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琼斯皇帝》对贪婪的讽刺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每个人的观点都受所处的时代环境限制，莫言因为其生活环境局限性，他只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看不到人类的共同本性。其实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毛病，外国人身上都有。笔者从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的作品中没有摸到作者的爱心，个人认为没有爱心的小说还算不上人类的顶级作品。

莫言没有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升华到人类的共同本性，也没有用爱的照耀来克服人类的缺点。莫言的作品偏颇在所难免，《红高粱》中的那些性糟粕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一篇思想水平高的文章内容应该是充分洞悉人性的缺陷，然后在爱心的帮助下克服自身的缺点，最后升华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么一个过程。毋庸置疑，莫言的文笔相当优美漂亮，虽然谈不上华人作家排行榜冠军，但属于文字功底一流的那类执笔者。平心而论，莫言的作品思想境界其实并不高，有不少血腥与暴力，对年青人不好。笔者对不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思想境界都不敢偶同，辛克莱刘易斯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1〕

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巴比特》对乡村病毒、金钱至上、物质享乐主义的讽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琼斯皇帝》对贪婪的讽刺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每个人的观点都受所处的时代环境限制，莫言因为其生活环境局限性，他只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看不到人类的共同本性。其实中国人那些根深蒂固的毛病，外国人身上都有。”[1]窦文涛曾说过一句名言，“作家都是小心眼，作家都有鬼心眼。”笔者从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的作品中没有摸到作者的爱心，个人认为没有爱心的小说还算不上人类的顶级作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辛克莱写《大街》完全可能是为房地产商制造社会舆论支持，想把小镇居民的房子拆迁，故意丑化老实巴交的小镇居民。辛克莱把小地方的人写得如此不堪，怀疑他为房地产把小镇居民赶走制造社会舆论支持是有根据的。很多作家包括莫言的作品相当刻薄，其实是被辛克莱·刘易斯误导的。笔者写的东西有时候讽刺过度，都是年轻的时候不加思索地接受辛克莱·刘易斯的观点，被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潜移默化的结果。

一个没有爱心，写作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字功底的作家，或者带功利心为了名利写作，文笔再好，即使作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能造就读者。一部对读者没有好处，不能造就年轻人的作品，文字再优美，也算不上是顶级作品。

从这一角度，笔者不太欣赏对女性知识分子有偏见的索尔·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笔者偏爱替穷人、妇女、黑人说话的约翰·斯坦贝克与托妮·莫莉深，对弱者有爱心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其实，自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后，世界文坛再也没有出现那种真正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作家。

莫言的运气很好，他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作家从维熙曾说： “中国自 1949 年成立新中国以来，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随着目前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将会变得更加宽松。拿个现实的例子：象莫言这样的青年作家，他所写的文字被文学评论界界定为 ‘脏学’，象他这种被人评为肮脏的小说照样可以发表，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遇上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运动了，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文艺政策在长足进步，是开放的、自由的。”[5]可见，莫言最初是作为宣传工具被推出来，因为政治因素被捧成“大文豪”的。德国人顾彬特别反感中国作家，但他喜欢莫言，因为莫言描写的中国人的丑事可以支持顾彬有关中国人劣根性观点。《红高粱》可以掩盖反华者对中国人的污蔑，所以《红高粱》经常得国际大奖。人无完人，作家金弢曾回忆：莫言自己就有不少毛病，莫言在访问德国期间上床睡觉不洗脚，把酒店里的卫生纸偷偷带回国等等。[5]司马南曾说：莫言的文字水平还可以，但是莫言写的东西很“水”，他在厕所都读不下去。[8]据传，欧洲人喜欢把莫言的作品放在厕所阅读，读完后可以当厕纸用，这应该是司马南在厕所读莫言的原因之一。该现象其实很正常，笔者也在北京见过很多外国人把酒店里的卫生纸带走，只有爱心才能解决问题。

“莫言没有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升华到人类的共同本性，也没有用爱的照耀来克服人类的缺点。莫言的文章偏颇在所难免，《红高粱》中的那些性糟粕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一篇思想水平高的文章内容应该是充分洞悉人性的缺陷，然后在爱心的帮助下克服自身的缺点，最后升华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么一个过程。毋庸置疑，莫言的文笔相当优美漂亮，虽然谈不上华人作家排行榜冠军，但属于文字功底一流的那类执笔者。平心而论，莫言的作品思想境界其实并不高。笔者对不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的思想境界都不敢偶同。”[1]《大街》中的主人翁卡罗尔其实是个无知少女，处事缺乏智慧与预见能力，而辛克莱却视而不见。辛克莱·刘易斯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平心而论《大街》作者很有学问，看问题入木三分，但有些刻薄过度，没有让读者感觉到作者对愚昧无知的小镇人的爱心。

高行健先生是同样的问题，他的作品有些艺术价值，但他年轻气盛对穷人缺乏爱心。翻译界虚荣心特别强，笔者曾在外事局工作过，笔者知道在中国懂外语的人严重脱离生产劳动、懒惰不切实际、盲目崇洋媚外，鄙视劳动人民，一天到晚幻想不劳而获，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89年的“六四”学潮给中国人制造了三个诺贝尔奖，达赖喇嘛1989年和平奖、刘晓波2010年的和平奖与高先生2000年文学奖。

高先生年轻时候是个思想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多是糊涂虫，歧视弱势群体，易冲动且缺乏斗争策略。笔者读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女性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大。美国作家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出于商业利益需要，写给中国人读的。约翰·斯坦贝克表面上在写白人女性，其实他在写中国男性知识分子。高先生年轻时候的性格非常象《菊花》中的伊莉莎，敏感、清高又伤不起。

看到清华女生陈丹蕾弑夫的报道，笔者想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托妮·莫莉深的作品《宠儿》，赛斯在辛辛那提杀害自己孩子的那惨绝人寰的经历让人唏嘘。其实，托妮用隽永的白描手法叙述赛斯杀死自己的婴儿，她在暗示塞斯杀死自己的孩子源自对亲生骨肉的爱。笔者无意为故意杀人罪辩护，笔者倾向相信陈丹蕾弑夫也是源自对丈夫的爱，她应该是相信她在帮助自己的丈夫逃脱“不可言说”的命运。美国白人社会对黑人、对华人等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阂让身在其中的弱势群体“不可言说”。陈丹蕾们要做定义者，要拥有主体地位，只能采取极端方式发泄心中的愁苦，捍卫自己做妻子的权利。

雨果的《悲惨世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描写底层穷人冉阿让与桑提阿果，赞扬他们的勇气、智慧与善良。尊严、勇敢、勤劳、智慧与同情心常常是底层劳苦大众的特征，《悲惨世界》和《老人与海》这两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告诉我们：文学创作本身就应该立足于平民百姓。高先生的问题是他不爱共产党，高先生至少在他的少年时代不爱中国底层的普罗大众。尽管他创造了看上去亲底层的野性文化，高先生创作野性文化动机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名利，高先生去国后不再关心中国。这点从他的作品与他的为人可以看出来，高先生崇尚艺术创作的个人自由，这方面中国的社会环境当然不如法国，高先生因为这一点恨中国。他认为中国不给他充分的艺术创作自由，还禁止能给他带来名利的剧目公开演出，高先生对此心怀怨恨。他对养育自己的中国没有爱，年轻的高行健不明白，没有爱的自由不是真自由。高先生年轻时候西化得过分，他的性格类似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艾萨克·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雅夏。他认为自己说话象法国人，思维象法国人，自己就是法国人了。其实呢，就象托妮·莫莉深《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小女孩佩柯拉的感受，高先生在法国人眼里还是个中国人。从高先生的人生轨迹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爱，中国人很难在欧洲生存下去。

只有受过种族歧视的人才能真懂托妮·莫莉深的《最蓝的眼睛》，笔者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被一双蓝眼睛不正常地凝视过。笔者过了很久才明白那是种族歧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蓝眼睛只能在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殖民地搞种族歧视。那不是民族自豪感，种族歧视不过是短视和愚昧的具体表现。看上去佩柯拉渴望一双蓝眼睛，其实托妮在抗议蓝眼睛所代表的种族歧视。美国作家戴维·伽特森的《雪落香杉树》可以说迄今为止最好的讲述日裔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文学作品，作家惊鸿一瞥的白描让人内心震撼：他们从伊什梅尔父亲的书柜里走了出来，如幽灵般在情节中悄无声息地散步，那是不言而喻的具有经典传承性的朦胧诗。

高先生的运气好，他与瑞典驻中国使馆的外交官马悦然私交不错。诺奖评委的“避免利益冲突”制度不够严谨，这使得诺奖的权威性受到影响。马悦然本应该在高行健的诺奖评审过程中回避，因为马悦然与高行健之间存在利益交换关系，如果马悦然直接参与高行健的诺奖评审，这必然影响诺奖评审的公正性。高先生的剧作《彼岸》的瑞典文译者就是马悦然，马悦然是诺奖评委。马悦然为了自己的译著能卖个好价钱，趋向把诺奖授授予高先生，这才是高先生得诺奖的原因。不是高先生的文笔好，而是高先生得诺奖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人有的是办法把平庸之辈捧上天，威廉·福克纳一边搬家飞行一边写作，有点时间就写作，时间给福克纳带来了焦虑，他的作品必然是非线性、多视角、时空错乱。专家们骗内地无知的人，福克纳作品中的时间断流、快进、消失与倒流甚至“钟表杀死时间”，那是现代意识流作品。中国的作家多是脱产写作，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秘，盲目崇洋媚外。

高先生是靠编导老舍的《茶馆》在北京人艺站稳脚跟的，《茶馆》是北京人艺的招牌剧目。据瑞典文学院解密：老舍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3]高先生在中国与老舍先生的文学地位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可见，瑞典文学院与中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高先生的剧本80年代就在北京人艺上演了，加上他很早就懂得使用理论来为自己造势，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给人印象其文学造诣不明觉厉，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高先生的文学造诣到底是什么水平？这是高先生的小聪明，历史上，郁达夫、鲁迅、胡适等人都是靠写《小说论》、《文艺论》、《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来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学术地位，这是个快速成名的窍门。写十本小说不如写篇文艺理论文章，高先生深谙其道，写本似是而非的文艺理论的书籍，给人先入为主的印象，他的文学造诣是不容置疑的。高先生公开发表的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就《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一篇，有人怀疑这是高先生为了自己的偶像地位锦上添花，因为高先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文艺理论方面的后续文章。

高先生的文笔就是个高中生水平，让高中语文老师来给高先生的作文《灵山》打分，高先生的作文分数肯定不如韩寒的作文《三重门》的分数高，首先《灵山》的中文语法就不及格，语法错误如“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和没有”，给人感觉高先生写到这里他没有把句子写完整，明显有词穷的症状，在这里高先生写不下去了。这不是什么新潮作品，这也不是什么自由写作，这是高先生玩弄文字能力不够的证据。高先生很巧滑地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他的荒诞艺术、野性色彩与游移方式之中。其实高先生的中文底子不够厚，他才不得不把法国人的艺术拿来掩盖自己的弱点。

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是关于豪门管家的故事，不象曹雪芹的《红楼梦》、金庸的武侠小说对各种美味佳肴的细致入微的描写，《长日将尽》几乎没有讲到吃。对于豪门来讲，夜宴、晚餐与派对等体现大户人家尊贵的饭局必不可少，宴会是管家能力的具体体现。可惜，英国吃的东西品种单一，实在没有什么好炫耀的，石黑一雄很巧妙地把自己对豪门宴会菜肴的无知隐藏在银器擦拭过程中，这是《长日将尽》的缺憾之一。

其次，高先生对中文文字的词性不熟悉，感觉他很多时间是在用法文语法写作文，高先生的作品读起来有点谷歌翻译器的味道。第三，高行健是个“白字先生”，中文里面没有动名词，“有”与“没有”都是存在性动词，“有”不能作为动名词放在“没有”后面做宾语，“有”与“没有”不能一起混用来做宾语。中文里面很多词有一词多义，如“革命、代表、匿名、翻译”等，这些多义词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这是中文学习的难点之一，中文有很多动词不具备多义性，只能用作谓语，“有、没有”只能做谓语动词，不然就可能产生歧义。中文里面有多义词，就是没有英语、法语中的动名词。倒不是说外语里面的动名词，形容词做名词、动词现在时、过去时、完成时做形容词等奇怪的语法不能用在中文里面，只要用得恰当，中文可以用外语语法。比如在诗篇里面，唐代温庭筠的《商山早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崔涂的《除夜 / 巴山道中除夜书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这里没有一个动词与介词做连接词，没有主谓语，全是名词。“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就是典型的形容词做谓语动词，《诗经·七月》就有形容词做名词宾语的例子，“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阴的词性是形容词，这里形容词做名词宾语“冰窟”的意思。诗篇里面形容词做名词宾语的最大好处是有节奏、押韵与工整，《诗经·七月》用福建话朗诵起来非常押韵好听，而长篇小说没有押韵与段落工整的要求。

只要写得好，写作不循常规是没有问题的。正常语序应该是：“浣女归喧竹，鱼舟下动莲”。而唐朝王维的《山居秋暝》把语序倒错为：“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样写可以产生一个美妙的语境，先有声音再见人，先看见莲动了，再看见鱼舟划出来，一幅有声的动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印象深刻。宋代范温曾说：“古人律诗也是一篇文章，似语无伦次，而意若贯珠。”可见，巧思对写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灵山》所谓的巧思就没有一根线可以串起来。

诗词采用用动名词也可以有言简意赅的妙处，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里“沉默”是动词，第二个“沉默”就是动名词。徐志摩是典型的新月派唯美主义诗人，他在诗篇里面这么用英语语法的动名词有独特意境与韵味的美学效果。当然中文里面“沉默”既可以用做动词，也可以用作名词。中文里面没有动词加ing做动名词的用法，只能联系上下文及语境去判断作者是把“沉默”用作名词还是动名词。在这里徐志摩的第二个“沉默”应该是动名词，他是两个“沉默”连在一起用的。第一个“沉默”是动词做谓语，第二个“沉默”应该是动名词做主语，而不是名词主语，这样才前后对称工整并且押韵，这让中文诗象流行歌曲一样有节奏感好听。《再别康桥》里面的康桥指的是英国剑桥大学，中文诗里面用英语动名词在这里很恰当，内行一读诗篇就会进入那种讲英文的中国人对英国剑桥校园的依恋语境。讲句题外话，《再别康桥》写得通俗易懂，中学生们读起来很容易理解。中国高中语文老师们大都觉得在课堂上《再别康桥》没有什么可讲的。他们最多在教室里八卦一下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张幼仪之间的多角恋爱，剩下的时间就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朗读《再别康桥》。这是语文老师们的英文素养不够的原因，他们感觉不到徐志摩用英语语法写中文诗的节奏、意境与韵味。中文诗篇里面也可以用动名词，如“坐牢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坐牢”是动词，为了诗词押韵与工整，可以用作动名词主语。中国古诗只要用词到位允许用词不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历任江宁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主编过《全唐诗》，曹雪芹家学渊源，他对诗词的理解与众不同。《红楼梦》48回香菱论诗：“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可见，诗歌里面是允许用词不当的，只要用得到位就是好诗。

《灵山》不是诗篇，《灵山》是本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里把形容词做名词宾语、动词做动名词给人感觉句子没有写完。把外语语法用于中文造成作品读起来缺乏美感，给人印象作者写作不够老道。只要能增加语境与寓意，写长篇小说时其实也可以用法语语法，也可以用动名词，只要用得恰到好处，什么语法都可以用来写中文小说。比如世俗小说《逃婚这个动名词》，该小说内容虽然不够“高、大、全”，但书名中的动词“逃婚”用作动名词主语。这对小说的内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也能勾起读者想读该书的冲动，加上故事的主人翁是个外文翻译，这种情况用英语语法动名词取名是能给作品加分的。小说里面也可以用形容词做名词，特别是小说中的口语，如小女孩与妈妈的对话“千丈深吗？”“不，千丈不如大海的深。”第一个“深”是形容词做动词谓语，第二个“深”才是形容词做名词宾语。小女孩的天真与妈妈的慈爱被生动地描述下来，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人有创作的自由，关键是语法乱用要用得恰到好处，这才是好作品。

“没有有，没有没有”对一个老练的中文写手来讲似乎没有必要那么写，老手有很多巧妙的办法把那种孤独、茫然无措，找寻希望的情绪生动形象简洁地描写出来，完全不需要动名词。笔者认为中文有其独特性，用法语的语法来描写中国人在长江那种语境感觉怪怪的。中国长江中上游从来不是法国殖民地，这也不是个涉外的故事。用法语语法描写长江边的故事有种莫名其妙的味道，法语写法在这里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个人认为高先生的诺奖是在恶心中国人，高先生写东西前的“知、情、意”没有准备好。高先生行文随性在北京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他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再如“我正沿长江漫游，就找寻这种真实。”高先生在这里犯的是“主谓语搭配不当”、“宾语残缺”的语法错误。“就找寻这种真实”，这里高先生犯的是“主谓缺失”的语法错误。“真实”的词性是形容词，不能在谓语动词后用作宾语。高先生这么写，给人感觉他的句子不完整，句号处理得不干净，可能的原因是高先生年轻时候没有系统学习过如何断句，如何正确打标点符号。《灵山》有一大段楔子竟然不用标点符号，这象个疯子在写作。高先生完全是用他对法文的理解来写中文的，他对中文的理解能力相当有限，如“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我正沿长江漫游，就找寻这种真实。”高先生不懂中文的优美，中文的精髓乃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微言大义。如“盼速归”比“希望你早点回来”效率要高很多，汉字是表意文字，望文生义，汉字一目了然，而拼音需要读出来才明白其中的意思。白话文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先要读出来，再咀嚼一遍才明白作者的真意，白话文的效率比文言文差了很多。越南文必须要读出声音来，才能明白其含义，韩文必须结合上下文认真读才能理解。日文中片假名拟声语与拟态语也是要读出声来才明白，日文中只有平假名才做得到望文生义，汉字的优越性一目了然。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中国人中了外国反华势力的离间计，外国人想把中国搞乱，必须先把中国人的长处去掉，中文就是中外文化冲突的最大受害者，中文之美是外国人无法想象的。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羽手握剑柄跪直身子说：“客人是干什么的？”张良说：“他是沛公的卫士樊哙。”，太史公这个“跽”字用得相当好，一个“跽”字就把项羽长跪，挺直上身两膝着地，脸色凝重的英雄气概表现出来了。中国人被白人忽悠，放弃自己文化优点，现在的中国人早已不用“跽”字，那是白人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证据之一。《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操曰：“今谁敢当之？”徐晃应声而出，与颜良战二十合，败归本阵。诸将栗然。“栗然”这个动词用得恰到好处，“栗然”把曹操的部下被颜良的武功吓得发抖，因害怕背心发凉肢体颤动的状态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只有中文才有能力用一个字把人物的动作、态度、思想、礼仪完美记载下来。

“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这句话显得啰嗦、笨拙与低效，他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写。高先生堆砌文字象个小学生做作文，高先生的中文比韩寒的差了很多。写作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思想与人分享，小说创造的第一要素就是通俗易懂。不按语法规则写的东西很容易误导读者曲解作者的意思，别人读不懂你的作品，那你的作品就失去意义了。

高先生的写作习惯不规范，高先生是个坏榜样。高先生的作品不适合年轻人读，高先生作品里面性生活太多，性描写对年轻人的成长没有好处。笔者现在写中文文章不自觉地用英语语法，笔者有时候写东西也不加标点符号。这些坏习惯都是笔者年轻时读高先生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养成的恶习，前车之鉴不可不听。一言以蔽之，高先生的作品象传染病，年轻人读他的作品会不知不觉地养成很多不好的写作习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成年以后要改是很困难的。

笔者在这里倾吐衷肠，完全是出于好意，笔者是为全世界学习中文的学生着想。如果笔者不指出来，那些专家肯定会把高先生的作品写进中文教材的。作为中文教材内容，首先应该是没有错别字、语法正确、没有脏话、标点符号正确、没有用词不当、思想健康。其次才是叙事、描写、形容、夸张、总结等具体写作技巧。

瑞典文学院对文学的理解确实与众不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凭借中篇小说《局外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默尔索于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神甫有把握得多。笔者当年读《局外人》时感觉加缪借鉴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默尔索对事情满不在乎直到死亡怎么看都象阿Q。《阿Q正传》对法国文坛影响甚大，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阿Q正传》的讽刺写实性具有世界意义，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他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所以，加缪有可能从《阿Q正传》得到灵感并创作了《局外人》。加缪投机的写作《局外人》手法就是“融梗”，将别人写的梗融入自己的作品，加缪只是“剽窃”鲁迅的写作创意，从计算机查重的角度，《局外人》与《阿Q正传》这两部作品在文字上的重复率很低，而且情节完全不一样，一般读者也读不出相似之处，只有专家才能看出加缪的《局外人》有“融梗”的嫌疑。

笔者读加缪的《局外人》的时候还是个中学生，笔者读完《局外人》倒吸一口冷气，加缪那冷漠的荒诞与默尔索无知者无畏的抗争，让笔者不禁嘿嘿冷笑，难怪法国人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法国人竟然把法奸捧上神坛。加缪的作品不外乎讽刺法国人的无知、冷漠与愚蠢，让法国人自己讨厌自己，让地球人讨厌法国人，加缪成为法国文学大师是对法国自由精神的讽刺。简而言之，加缪有抄袭鲁迅创意的嫌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有争议的。罗曼·罗兰、加缪等法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与高行健、莫言相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靠讽刺自己的祖国获得瑞典人的青睐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

“煮酒论英雄”要讲英文文字功夫，辛克莱·刘易斯应该是最高的。托妮·莫莉深的文字就比较粗糙一些，但其思想深邃，角度新颖，境界就是不一样。对笔者影响最大的美国作家其实是杰克·伦敦，可惜杰克·伦敦英年早逝没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曾是中国中学语文课本内容，杰克·伦敦的名句曾是笔者中学时期的描写自然环境的第一模仿对象：“靠近地平线的太阳，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几乎被那些混混沌沌的浓雾同蒸气遮没了，让你觉得它好像是什么密密麻麻，然而轮廓模糊、不可捉摸的东西。”有人批评杰克·伦敦的文笔太单调僵硬，缺少变化，但笔者认为恰恰是杰克·伦敦文风简单，他的作品反而适合年青人的胃口，杰克·伦敦的文风雄奇粗犷曾让笔者的同龄人竞相效仿。海明威写作粗中有细，海阔天空，海明威的作品无论在文笔上，还是在思想境界上都是可以做英文学习教材的。

笔者是搞技术伦理学研究的，笔者不靠文学吃饭，愚认为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比文坛上那些大师们要客观一些。作家们要靠文学吃饭，他们需要文坛里的裙带关系维持生存，其情可悯。作家们是不会批评圈内人的，这可以理解。

高先生中文功底有限，他玩弄文字远不如阿城、莫言、王安忆等人娴熟，高先生的文字功夫甚至不如王朔高。王朔的文笔有独到之处，可惜王朔作品里脏话太多，毁了不少年轻人。窃以为高先生得到诺奖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高先生得诺贝尔文学奖完全是因为政治、文化、种族甚至偏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原住民国家，移民国家才是少数国家。有人歧视中国，说中国是个原住民国家，其实欧洲国家也是原住民国家。

如果高先生是中国内地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他早就泯然众人矣。高先生的优点很明显，他非常用功，至今笔耕不辍。高先生在北外学的是法语专业，他的绘画与写作基本上是自学的。高先生年轻时候就象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他在八十年代北京丛林社会中非常勤奋而清高。高先生幼年时候中文语言文字训练其实是不够的，他完全是靠自己后天努力拿的诺奖。笔者甚至怀疑高先生的中文语法部分需要补考，他很多时候是用法文思维在写中文，这搞得有的民间人士相信高先生是个写中文的外国人。高先生的诺奖受到中国政府的抵制，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中国圈内人太了解高先生了。中国人都不认为高先生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很多人认为给高先生诺奖纯粹是在恶心中国人，中国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对高先生的诺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中国政府干脆不谈他。瑞典人最初的想法是通过授予高先生诺奖来制造一大批汉奸，从内部在思想上搞乱中国。结果事与愿违，就象易扑生的剧作《人民公敌》，中国大陆知道高先生的人反而越来越少，很多民间人士甚至认为高行健与高苍健是同一个人。其实，高先生的诺奖是场演砸了的闹剧，连瑞典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提。

共产党待高先生不薄，高先生文如其人，他身为共产党员未经组织许可私自结交外国使馆工作人员，这本质上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行为。高先生忘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永不叛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但共产党没有计较年轻的高行健，得知高先生里通外国还允许《车站》、《彼岸》等剧目上演。从个人恩怨上讲，高先生对不起共产党。只不过中国人有涵养，从来不主动把高先生的臭事说出来。六四学潮后，高先生在没有受到任何迫害的前提下主动退出中国共产党，加入法国国籍，比方励之还过分，这迫使中国政府开除高先生公职。高先生从此公开对抗中国政府，他发誓不再回中国。个人认为，对抗是无能的表现。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民运汉奸们为了私利故意抹黑中国，激化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实在是于人于己都不明智的做法。对中国政府不满可以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对抗是最没有效率的办法。

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类似高先生，鲍里斯原本是个诗人，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苏联体制内很多人不满。诗人写小说当时属于不务正业，况且《日瓦戈医生》虎头蛇尾写得很随意。鲍里斯的文学造诣在当时苏联的确不算一流，《日瓦戈医生》战争尽管写得场面宏大，但比起《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还是感觉不够大气，鲍里斯对战场的苍白描写多用一笔带过的手法来掩盖自己对战争认识的肤浅。余华的《活着》怎么看都有《日瓦戈医生》的影子，感觉余华借鉴了《日瓦戈医生》的结构与战争场面描写。英雄所见略同，余华与鲍里斯想到一起去了也是可能的。余华对苦难的理解少了一种素质，余华与鲍里斯包括莫言都缺少那种宝贵的，在苦难中锲而不舍快乐地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由于莫言、余华、苏童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少了乐观主义的要素，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会笑，中国人不懂在苦难中快乐地生活的重要性，因为中国文学作品给外国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李白的诗伟大是因为李白是个乐观的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白居易的伟大也在于他的乐观，“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苏东坡58岁被贬到惠州，61岁被贬海南，他非常乐观地生活，“日啖荔枝三百颗”，“报道先生春睡美”，终于64岁从海南岛回到大陆。台湾歌曲“酒矸倘賣嘸”虽让人伤感落泪，却能品味出作者在苦难中快乐地生活，乐观是种宝贵的文学要素，所以把歌曲归类于文学也是有道理的。刘晓波就曾感谢文革给了他一个快乐的童年：“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是文革给了刘晓波勇气，在种族歧视的资本主义国家，说话结巴的人很难成为大学讲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自私，很少有人愿意花重金在课堂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听一个说话结巴的人讲课，而社会主义中国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才会有口吃的人当大学讲师的美谈。《诗经·小雅·采薇》为什么伟大？王夫之的评价最中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知识份子看文化大革命多是看到苦难，而劳动人民看文革却以苦为乐，两者思想境界完全不同。在苦难中的乐观主义是最重要的文学元素之一，用苦难来衬托人文精神的高贵是个提高文学作品档次的窍门。这也类似共产党提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快乐地生活，乐观主义是一种在心理上战胜那些故意制造困难的人的有效思想武器。

从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世界观，刘慈欣获得科幻小说诺贝尔奖“雨果奖”，他被称为“极端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偶然的，他的《三体》、《时间旅行》、《流浪地球》等作品都可以看出刘先生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刘先生的世界观有点问题。机械唯物主义比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机械唯物主义碰上辩证唯物主义必败无疑。太阳的寿命就象“地心说”、“日心说”一样，那只是个别天体物理学家的推测，太阳的能源是否会烧完还是不断循环，其实没有什么实证。作者在《流浪地球》中设计采用抽签的方式放弃一半人口，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极端现实主义”，用抽签决定人的生死不人道，显得作者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知识面狭窄。

人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形象具有永恒不变的特征，人的形象不可能被无生命的物质控制。物质世界是上帝交给人类的来管理的，基本粒子、人工智能、无形世界与外星人是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慧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世界观的问题。当然，上帝的智慧不会被人类的理解能力束缚，必有例外存在。刘先生的科幻小说写得很精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笔者给刘先生点赞的原因之一。

犹太人的祖先约瑟给酒政解梦得以逃出囚笼，出人头地，实现了太阳向他下拜的预言。尼采认为：悲剧本质上是酒神与日神的结合，悲剧呼唤现象世界进入人生。写悲剧比喜剧更容易获得成功，所以，用悲剧投机文学者大有人在。如果《红楼梦》里没有林黛玉的悲剧，《红楼梦》不会成为文学经典。

《日瓦戈医生》、《妻妾成群》与《活着》都属于出卖苦难利用悲剧投机文学的作品，这几部带“宿命”思想的小说还谈不上伟大，至少它们不能归于不朽那一类文学作品。韩国大宇公司为中文游戏玩家开发的电子游戏《仙剑奇侠传》，就属于用悲剧感染消费者的成功案例，《仙剑奇侠传》用其凄美的剧情，悲剧的结尾感动无数玩家，游戏的影响力长盛不衰。金庸就是特别擅长利用悲剧吸引读者的作家，《书剑恩仇录》与《飞狐外传》本属于平庸的武侠小说，但加进了香香公主与程灵素的悲剧，作品档次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倚天屠龙记》殷素素或小昭的悲剧如果放在最后一回，《倚天屠龙记》的文学价值会提高不少，可惜殷素素的悲剧一开始就结束了，小昭、殷离、黛绮丝的悲剧只讲了一半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了，《倚天屠龙记》的结尾并没有与殷素素的悲剧或《射雕英雄传》的开篇相呼应，破坏了《射雕三部曲》的整体结构。结果《倚天屠龙记》写成了一本虎头蛇尾的平庸之作，所以悲剧要放在小说的最后才有震撼人心的作用，那是提高文学作品档次的窍门。倒不是说写悲剧就是投机，悬疑小说可以在最后剧情180度斗转，但悬疑小说与悲剧是两个概念。《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阿Q正传》等的悲剧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水浒传》宋江投降的悲剧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三国演义》诸葛亮壮志未酬的悲剧也是从他“隆中对”出场时就注定了的，这些作品都具有真悲剧的特征。很多小说喜剧开头，悲剧结尾，特别是悲剧结尾前没有任何铺垫征兆，故事陡然以悲剧结束，这可能是作者写得随意造成的，也可能是作者故意借悲剧结尾投机文学创作的案例。

鲍里斯驾驭文字的功夫不够老练，他对文学的理解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人还是差了一些。鲍里斯是因为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反对用共产主义理想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念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用一种理念去塑造年轻人其实没有大错，不然今天的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瑞典人授予鲍里斯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而且为了在苏联体制内扶持反对派，为和平演变苏联政治体制笼络人心。

莫言说他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拍案叫绝：“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莫言、高行健、马尔克斯走的都是卡夫卡的路子，属于格局小的那类文人，他们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作品结构组织与写作技巧上，而不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以及从故事情节升华出的精神上。文学作品的组织结构是为内容与精神服务的，文学作品的精神不是为结构而存在的。西方文学强调原创，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制造了卡夫卡、马尔克斯等只重视形式而忽略人文精神的作家。中国文学家认为借用前人的手法是继承，而不是抄袭侵权。曹雪芹光明正大地使用李白、王维、白居易的文学手法，创造出不朽的作品《红楼梦》。兰陵笑笑生赤裸裸地抄袭并大胆改编《水浒传》，写出伟大的作品《金瓶梅》。莫言、高行健、马尔克斯本质上都是在投机文学，走歪了路，他们还谈不上是大文豪。莫言表面上重视作品的结构与组织，他本质上对文学作品的结构与组织是外行，比如《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与他的母亲及八个姐姐之间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可以旁证莫言设计文学作品是个外行，主角太多会让作品人物形象由丰满变得苍白无力，主角性格多次重复，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读者读了那么多主要人物，结果最后谁也记不住。

成功的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应该让读者容易记住，印象深刻，能够长久品味的。文学作品角色设计应该学学售楼小姐、婚姻介绍所的招数。售楼小姐通常给顾客一次最多看三套房，并且这三套房要有明显的区别，房屋太多，顾客会看花眼。房屋差别不大，顾客印象不深刻会犹豫不决，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婚姻介绍所给男光棍介绍对象使用“电灯泡”技术，通常是两个女孩一起介绍，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一丑一俊、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年的，搭配必须要有差别，条件好的要故作矜持，条件差的要热情似火。这么做，可以把老、丑、肥、矮的女单身汉推销出去。如果把两个差别不大的女孩一起推出去，姿色稍差的女孩可能永远找不到对象，最后损失的还是婚介所。电视剧《暗恋》的成功不在于女主漂亮，而在一大帮女配角姿色一般，红花需要绿叶配才娇艳，《暗恋》主配角搭配得好，这么做可以轻松捧红姿色一般的女演员，文学作品受大众欢迎才能畅销，文学作品角色设计也应该具备把任何类型的人捧红的能力，这样的作品才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

数学上有个六度分割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数不会超过六个，即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你就能够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中国古人写诗，一行最多七个字，多了人的大脑就装不进去了。主要角色超过六个的作品很容易让读者大脑产生疲劳，通常情况下不需要那么多主要角色也可以把自己观点表达清楚。如果六个主要人物都没有把故事讲清楚，只能说明作者的综合能力还欠缺，一个身兼多角的人物设计才体现作者洞悉人性的功底，丰满的角色设计正是作品思想深邃的具体表现。倒不是说主角不能超过六个，关键是有无必要使用那么多主角。多主角的优越性必须要能体现出来才是好作品，如《水浒传》的主角是108位，中国人对梁山好汉108位主要人物耳熟能详，并没有把脑子搞晕，这就是多主角优越性的例子。笔者相信多数人读完《丰乳肥臀》、《百年孤独》后，把书往角落一扔，早已忘记了小说中那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从诺奖获得者溯源可以看出：瑞典文学院本质上也是看重形式、结构与写作技巧，而忽略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内容、精神和价值观，诺奖委员会的格局与境界有的时候并不高。

笔者一贯主张对诺奖成果用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不夸大不贬低，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作品。对于评奖过程中已经出现的失误，能够宽容尽量宽容。

《百年孤独》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完全是把胡说八道当成真实在写，漫无目的地把作者自己的虚荣当成尊严在写。《百年孤独》的文学价值在于其凭空想象的胡说八道成为无知人们的偶像，《百年孤独》是一首不知所云的朦胧诗，没有人知道马尔克斯到底在讲什么，他主张的又是什么。没有人能读懂《百年孤独》，因为诺贝尔文学奖50万美元奖金在那里，所有的人跟着起哄：“《百年孤独》代表拉美文学顶级作品，是一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巨作。”马尔克斯有家族阿尔兹海默症遗传病[4]，笔者猜《百年孤独》写得那么复杂其实在写一个人的故事，马尔克斯很可能写作时忘记了时间，把一个人的故事分成几代人在写。《百年孤独》本质上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早就在《红楼梦》里讲了中国“百年孤独”的故事。

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深刻揭示了拉美国家的贫穷与人际关系冷漠的现实，自由不是免费的，对于穷人来说：没有博爱的自由，其代价就是老无所依与孤苦伶仃。欧洲人从莫言的小说《蛙》、《红高粱》、《丰乳肥臀》中读到中国人残忍、愚昧、自私、好色、坐井观天、随地大小便等恶习，欧洲人同样在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读到拉美人的孤独、冷漠、自私、贫穷、谋杀、赌博、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以及拉美人对贫穷现实的无可奈何。韩国电影《寄生虫》2020年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其实老外并不欣赏《寄生虫》的艺术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讲，他不喜欢韩国电影《寄生虫》。[7]老外从《寄生虫》看到的是，韩国穷人的劣根性以及韩国人对贫穷的无可奈何。有媒体报道：《寄生虫》由于讲述韩国国内贫富差距等对不利于韩国形象的内容被大韩航空、韩亚航空排除在外。

这里有个利用文学投机国际大奖的窍门，只要是不遗余力讽刺自己的祖国与同胞的文学作品，得国际大奖的可能性比颂赞自己祖国的作品要大得多。莫言、马尔克斯、罗曼·罗兰、加缪、鲍里斯等人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造诣无人能企及，而是因为他们讽刺自己的祖国与同胞，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笔者并不反对自爆家丑，也不反对把自己的民族、祖国、同胞的劣根性写进小说加以鞭策。笔者更不反对借文学干涉他国内政，笔者只是质疑这些诺奖获得者是否配称大文豪，他们的文学作品是否值得全世界的中小学生浪费宝贵的时间去阅读与崇拜，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什么是高尚的道德？什么是最高的思想境界?笔者认可《圣经》的真理为人类最高真理。一句话，笔者反对把莫言的作品写进北京中小学语文课本。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毕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心，忍耐与毅力，而不是仇恨、歧视与偏执”[1]。

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安得鲁和罗伯特两兄弟同时爱上露丝，罗伯特喜欢闯荡世界，而安德鲁喜欢待在乡村。露丝阴差阳错嫁给罗伯特，结果喜欢旅行的罗伯特留在了乡村，而喜欢乡村生活的安德鲁不得不闯荡江湖。

钱钟书应该是读过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天边外》，并受到启发制造了方鸿渐的悲剧，“苏文纨与唐晓芙总是同时出现，一个循环的三角恋爱让他没法选。方鸿渐既不愿得罪苏小姐，又要喜欢唐小姐，最后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两个都得不到”[2]。当然这是笔者的妄猜，说钱钟书抄袭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曹禺的《雷雨》借鉴《榆树下的欲望》证据不足。因为人性是一样，外国人的故事中国也可能发生。杨振宁风烛残年的婚姻，那不就是《榆树下的欲望》、《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拉维尔斯坦》故事在现实中国的重演吗？如果要说《围城》抄袭《天边外》、《雷雨》抄袭《榆树下的欲望》，更可以说《榆树下的欲望》抄袭《圣经·创世纪》中犹大与儿媳他玛的不伦恋，或者说《榆树下的欲望》借鉴了隋炀帝杨广弑父娶母大逆不道的故事，更有人怀疑莫言模仿加西亚·马尔克斯、蒲松龄，印度电影《流浪者》让人联想其雷同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杰生的名言“天生是贱人，永远都是贱人!”、莫泊桑的《羊脂球》“妓女就是妓女”。金庸《雪山飞狐》的多人多视角叙事与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读起来如出一辙的写作手法？阿城的《结婚》读着有没有索尔·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感觉?马尔克斯的诺奖作品《百年孤独》有模仿卡夫卡《变形记》的嫌疑，莫言自己说他的最好作品《蛙》借用萨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代表作都有抄袭的嫌疑，何况普通人？人的本性一直都是一样的，现代人的道德水准不比亚当更高。《灵山》虽然缺少哈克的童真，却怎么看都有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芬》的影子，哈克与吉姆乘木筏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不就是《灵山》“你我他”在长江边的遍历吗？

“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确实存在，笔者创作《没有准备好的学生》之前，没有读过尤金·奥尼尔的《毛猿》、杨绛的《洗澡》、也没有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安娜·卡列尼娜》写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故事，安娜的出轨与列文的精神世界。笔者当小学生时虽然读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但写作《酗酒罚单》时完全没有参考《安娜·卡列琳娜》与《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结构。如果有情节雷同纯属偶然巧合，特此说明。

说钱钟书写《围城》、曹禺创作《雷雨》之前读过《天边外》、《榆树下的欲望》的确没有直接证据，但要找奥尼尔创作《榆树下的欲望》之前读过《圣经》的证据还是很容易的，那个年代，普林斯顿一年级大学生没有读过《圣经》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有可能的是尤金身边就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尤金一拍脑子突发奇想杜撰出来的故事，“天下文章一大抄”在文学创作领域是个常见现象。内容、场景相似，而表达形式不同不算抄袭？如果那样说的话，尤金·奥尼尔就不算作弊。

赛珍珠受人诟病的《大地》因为描写了中国农民的无知、愚昧与贪婪，所以，赛珍珠不讨左翼作家的喜欢。赛珍珠比起莫言对中国人的讽刺还差得远，莫言对中国人的讽刺那才叫真讽刺。将心比心，如果赛珍珠、莫言用羞辱中国人的语言反过来去讽刺美国人，美国人肯定会气得跳脚，又是抗议，又是制裁没完没了。说中国人的坏话没有成本，或许还有好处。“护短”是人的本性，辛克莱是美国人，所以辛克莱怎么讽刺美国人都不过分。莫言是中国人，莫言怎么讽刺中国人都可以接受。如果赛珍珠讽刺中国人，莫言讽刺美国人，那就是国际纠纷。所以，中国人看赛珍珠的诺奖角度有不同，诺奖评审委员会是带着有色眼镜看文学作品的。不知道莫言有没有从赛珍珠那里得到灵感，只要是讽刺中国人劣根性的作品，很容易受外国人追捧的。

时事造英雄，赛珍珠的诺奖是在同盟国联华抗日的大背景下取得的，莫言也是因为抗日题材政治正确得到瑞典人的支持。笔者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最有好感的人是赛珍珠，不是因为她的文学成就，而是她对中国人的爱心。笔者从她的作品《东风：西风》中能感到她对中国人的爱心。有的白人不喜欢西方、东方这种方向性称谓，认为东方、西方是带种族偏见色彩的词汇。其实用“东方、西方”词汇用得最出名的人恰恰是赛珍珠这个美国白人妇女。当然，赛珍珠肯定借用了《红楼梦》第82回林黛玉对袭人讲的名言：“只要是家庭中的事情，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林黛玉用“东风西风”比喻大户人家妻妾之间的关系，赛珍珠把“东风西风”引申，比喻为东西方国家关系，那赛珍珠也算是中美关系“夫妻论”的始作俑者。所以，中美关系“夫妻论”是赛珍珠这个美国白人妇女发明的，不是汉奸发明的。

如何正确措辞的确是个众口难调的问题，所以，笔者不会因为塞珍珠喜欢用“东西方”等方向性词汇，就主观认定塞珍珠是个种族主义份子。国产电影《一个美国飞行员的故事》使用中国演员张勤道饰美国飞行员爱卜斯坦，《第二次握手》使用中国演员林征饰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务查路德曾招来美国人的嘲笑，其实中国人是跟美国人学的招，美国白人Talbot Jennings1937年导演塞珍珠的小说《大地》，里面全部使用美国白人演员饰中国农民。2020年BBC推出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邀请“甘道夫”的扮演者尹恩.麦克莱恩爵士扮演杜甫。1944年美国导演杰克·康威把赛珍珠的抗战小说《龙种》拍成电影，他启用了凯瑟琳·赫本饰演中国农妇小玉，《龙种》里面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是美国白人扮演的。所以，中国人认为使用中国演员饰美国人是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赛珍珠是第一个把《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的作家，她对《水浒传》价值的认识可能是当时美国学者中最准确的。赛珍珠认为《水浒传》是一部中国民间生活百科全书，这话很准确。赛珍珠的最大贡献是推动废黜美国《排华法案》，华人会一直记得赛珍珠的好。

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分析方法都不是个人独创，这些方法都是白人用来分析中国人的。还是那句老话，人的本性不会因为人种、宗教、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崇洋媚外的思想可以休矣。


Reference
[1]https://www.vanforum.org/263772486320162001322269222692347826368396403118523398252162641522870.html
[2]https://www.vanforum.org/20004200102296923376.html
[3]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9/01/09/7983417.html
[4]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903/73969/38686.html
[5]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905/75257/6086.html
[6]丁洁芸，大韩航空拒播《寄生虫》 因内容不利于韩国形象，环球时报，2020-02-17，https://ent.sina.cn/film/foreign/2020-02-17/detail-iimxyqvz3453402.d.html?cre=tianyi&mod=whome&loc=5&r=25&rfunc=15&tj=cx_wap_whome&tr=188&vt=4&pos=108&his=0&cu_pos=0000&cu_domain=home&cu_type=article
[7]新京报 , 2020-02-21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0/02/21/9155644.html
[8]https://youtu.be/4RyEKOZUgOI

2020年4月29日第二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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